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
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欲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
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不得花钱住宿，在火车站过夜。问何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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