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
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
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问：“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在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
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
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
“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
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
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刻的。
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
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
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听力不佳。
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
他笑笑，说：“这不是满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
我向他倾述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他这样对我说过：多一份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份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我常于晚上看见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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