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而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光辉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飓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的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
试问，有谁比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有谁比这一代人所感到的失望更巨大？有谁比这一代人的谴责更激烈？
然而今天，当中国的历史又翻到崭新一页的时候，我与我的同龄人谈到毛主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历史的评价是那么公正地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我对沃克讲到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到河南某市某工厂去体验生活，见一车床前竖立一木牌，上写“光荣车”三个红字。我以为操作这台车床的青年工人是劳模，一问却不是。原来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到这个工厂来视察过，同这个工人握过手，说过几句话。
因问：“谁让竖这块牌子？”
答曰：“厂党委决定的。”
又问：“不影响视线么？”
答曰：“当然影响。”
再问：“出了事故怎么办？”
那青年工人默然。
问：“你并不喜欢在自己车床前竖这块牌子吧？”说：“叫我如何回答你呢？”
我对他讲，他应该向领导阐明利害，建议领导去掉这块牌子。
他说：“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向领导去提呢？”
我说：“那我替你去向领导提。”
他慌了：“千万别，领导会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只字不提你。”
我便去找这个厂的领导们，希望他们去掉那块木牌。
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可又叫我们如何向工人们解释呢？”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一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黄绫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我想，他们在车床旁竖起那块木牌时，内心里的虔诚无疑是要比迷信的老太婆拜菩萨少得多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对我说出那么一番左右为难的话。他们不过是习惯地按照“文革”中的一种“传统”行事罢了。没竖起之前是木头，竖起之后就成了“圣物”。若再去掉则有亵渎之嫌。我想了一会儿，便对他们说：“不必为难，小事一桩。我有三全其美之策，保证做得使你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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