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社会下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时候经济问题并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同样，政治问题也并不一定通过政治手段就能解决。所以我老爸总是十分重视他同你们经济、金融行业人士的关系，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主管着本省的财政和金融，而是社会形势要求他这么做。”车钟信沉思着说道。
“所以这也是车副省长的高明之处，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杜念基诚恳地说。
“不过，我看他活得也太累了些。他只有两只手，却要扮成‘八爪鱼’，什么事情都要过问，都要操心，六十多岁的人了，何必呢！像我这样多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车钟信洋洋自得。
“你当然不用操什么心，因为你有个好爸爸，衣食住行都为你安排好了。像我这样的人，时时刻刻都要提防有人谋了我的位子去。不仅如此，还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上爬，这样才能做到荫庇子孙，造福后代。”杜念基跟车钟信总是直来直去。
车钟信摇了摇头说：“你说得也不完全对。我总是在想，是不是父一辈与子一辈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二律悖反这样的规律——例如过去，父一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了一辈子地球，子一辈就只想着读书求学，金榜题名后摆脱种地的命运；父一辈省吃俭用，攒下家财万贯，子一辈就挥霍无度，倾家荡产；父一辈才华横溢，著书立说，子一辈却往往天生愚钝，堪比白丁。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现象有了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在职业的选择和事业的发展上——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可以让任何人有机会实现他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比如我，我老爸做了一辈子的高官，而我这做儿子的就不想再做官了，我设计着要在老爸没有发展过的领域一试身手，所以我决定投身到经济领域中来；再比如你，你老爸在银行点了一辈子钱，却始终没有能力掌握它、控制它，所以你就想做一个银行的管理者，做一个真正能够管理这些钱的人。”
杜念基沉思着说：“但是往往我们却会遇到这样的反证：老爸做官，非要让儿子也做官；老爸搞艺术，非要让儿子也搞艺术；老爸经商，非要让儿子也经商。而这些儿子们常常在这些领域里表现平庸，无所作为。孰不知：儿子们整天看着老爸们做官、搞艺术、赚钱的样子，早已经腻烦透了，决不再想重蹈父辈的旧辙，早已经为自己设计了新的前途。如果这种情况下，父一辈还要像封建社会时期那样，在陈旧的手工作坊里，非要把自己可怜的手艺传授给下一代，并且要强迫他们做自己已经做过千百遍的事情，那么则是十分愚蠢的，并且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从更大的方面来讲，由这样的父子们组成的这样传宗接代式的自我封闭的社会，必将不会有什么发展，终究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车钟信很赞同杜念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我从十八岁起就讲述给我老爸听——也许是我有点儿叛逆精神和逆反心理，我老爸做了大官，我反而对官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老爸也不希望我走仕途，他总要求我安安心心地搞好证券，在经济界有所发展——这方面他倒肯为我铺路搭桥。也许他是受到他的一位老上级的启发：这个人原来在财政部做副部长，他就坚决不同意他的女儿做官，反而要求她做学问，结果这个丫头一直学到了博士后，还牛津、剑桥、哈佛地走了一大圈，现在她的一个专利就能卖上上百万美金。我家老头子总是羡慕地说：‘人家那挣的才是有能耐的钱。’‘你看人家那样的家庭才叫有前途、有发展的家庭。’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那丫头的，后来差点就成了我媳妇。”
“你可别糟蹋良家姑娘了。”杜念基调侃地说，不过车钟信这番话倒真让他开始佩服起车氏父子了。
“但是你也要知道，搞经济学同搞其它门类的学问不一样，”想了想，杜念基又说道，“搞其它门类的学问完全可以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但搞经济学却不能这样——经济往往同政治息息相关——就像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最为激烈的工具一样，经济则是政治的一种温文尔雅的工具。只要你身处经济界，你就无法割舍同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强权社会下，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能控制经济，就像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下任何价位的古董——经济本身没有其独立性，它只有依傍于政治才能发挥自己的效力。你老爸不可能做一辈子省长，你也不可能做一辈子证券公司总经理，当权力消亡的时候，经济作为它的附属物也同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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