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体育场，两名带队者陪他们看了一位内地当红女歌星的专场演唱。肖冬云得知每张票要200元，主张不要看了。她不便说票价贵，只说自己们不能太奢侈，什么都看。而两名带队者笑了，告诉他们其实也不算贵。说要是想到了下岗工人自然就会觉得奢侈。又说有时候最好就别去想。说前两年，一名是歌星的台湾小女子来北京举行专场演出，头等票价高达2000元哪!而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总共售出了六万多张票。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直听得瞠目结舌，如听外星之事。缓过神来以后，接票时也就心安理得天经地义了。从此口中再未说过“奢侈”二字。赵卫东对两名带队者一路上的一切安排，都持没有态度的态度。仿佛是一位哑巴君王。仿佛一切高级的待遇，对自己而言，都谈不上什么奢侈或不奢侈。都是不必庸人自扰的事。享受没商量。而在两名带队者方面，不但相互之间每每意见相左，各自内心里也常常矛盾。他们既希望使赵卫东们多看看三十几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多了解多接触三十几年来尤其近几年来的新事物，又顾虑不少，怕在自己们的安排之下，使赵卫东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接触和了解了不该接触不该了解的。赵卫东在四人中年龄大两岁，他们自然就将他对待为四人中的代表人物，委决不下之时，自然也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似乎早已有了一定之规，以没有态度的态度相应付。如果说，在“疗养院”里，他还很在乎他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是否如三十几年前一样巩固，一样不可取代，并且更在乎是否被悄悄篡权了；那么自从离开“疗养院”那一天起，他显然已决心彻底放弃自己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了。他做这一决定究竟又是缘于怎样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人清楚。只有一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还有两名带队者是看出来了的——他那样对他是绝对有好处的。因为他只要心安理得充聋作哑地接受别人的周到安排和服务就行了……
肖冬梅对水族馆的浓厚兴趣，在北京获得了最大满足。到了天津，相比之下，她觉得“大姐”家所在的那一座城市，原来算不得多么的繁华。那一座城市的那一条步行街，也不过就是一条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而已了。到了北京，她就简直觉得那一座比自己的家乡县城大十几倍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座毫无特色可言的中等城市罢了。
离开北京以后的路线是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这路线是乔博士、“老院长”及两位民政部门的同志共同制定的。
因为到了西安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延安很近了。而延安既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目的地，也是三十几年前的四名红卫兵的长征的目的地啊!
他们自然去了延安，并且在宝塔前留了影。那些日子延安多雨，延河水很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在路上打算的那样，扑进延河痛痛快快地游泳。他们只不过在延河边上象征性地洗了洗他们的脚，以画他们夭折于三十几年前的“长征”的句号。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当天供水系统出了故障。他们晚上没洗成热水澡。而他们早已都习惯了每天晚上洗热水澡。没洗成已是一个大问题了。第二天当两名带队者说要去参观革命圣地的处处窑洞，赵卫东头疼，李建国闹肚子。四人中出了两名病号，那一安排最终取消。两名带队者看出了他俩的心其实在西安，而非延安，顺其愿说——既然不能参观了，待在延安也就没多大意思了，莫如回西安吧!
他们都说是英明的决定。
于是第二天上午就返西安。一路上赵卫东的头也不疼了，李建国也没嚷着停车找地方拉稀……
家乡一旦没了父母没了亲人，甚至也没了是自己家的房子，家乡二字在人心里所能唤起的亲情，以及种种人性反应，也就减少一半了，甚至一多半了。
对于赵卫东们，情况正是这样。否则，他们是会强烈地要求乘飞机直抵家乡所在的省份的。现在，他们的心理恰恰相反。不，肖冬云姐妹俩与赵卫东和李建国的心理还有所不同。因为她们苍老了的母亲还活着。尽管已经痴呆了，她们还是希望早一天见到母亲。但她们又不便声明自己们的愿望。确切地说，是不愿影响赵卫东和李建国旅游观光的兴致。她们都清楚，如此这般有人陪行，有人一路为之安排食宿的事，在四人以后十年的人生中，甚至以后的一生中，都未必再能有第二次了。赵卫东和李建国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大更大，主要城市更多更多，而回家乡的路线更长更长。李建国和他的哥哥从小感情特好。但既然哥哥已是电力局长了，既然两名带队者告诉他，电力业被叫做“电老虎”，是很有钱的行业，电力局长在哪儿都是坐当地最好的小汽车的局长，他也就对哥哥没了什么牵挂，觉得早一天见到晚一天见到都没区别了。赵卫东的姐姐不是亲姐姐，是继母所生。他的母亲是带着那个姐姐改嫁给他的父亲的。他当时已两岁。之后有了他的弟弟。在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之间，他一直认为只有父亲才与他有血缘关系。这当然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既然父亲已不在了，他就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亲人了。他从没觉得他的弟弟值得他亲。正如他的姐姐从没觉得他值得她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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