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还是听不大明白，较起真儿来，还要问什么。
赵卫东却似乎早已完全理解了肖冬云的意思，举手示意李建国别再问，赞赏地点头道：“冬云能这么严格地解剖自己，很难能可贵的。革命的哲学有时体现为一种普及的大众化的哲学，有时则体现为一种特别高级的理论，只有随之进入特别高级的革命逻辑中去，才能有所领悟。”
李建国便有几分不悦地嘟哝：“好好，算我理论水平低……”
肖冬云被他的样子逗笑了，思考片刻，又解释道：“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太看重自己的处女贞操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太看重自己的女儿身了。如果有一天革命需要我牺牲它，我会不会怕死舍不得呢?我们不是常讲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要自己和自己刺刀见红吗?我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呀!……”
赵卫东终于转脸看了一眼李建国，以评论的口吻说：“冬云讲得还不够明白吗?”
李建国嘟哝：“她早那么讲，我早就明白了!”
肖冬云是被那个自称是画家的男人护送回来的。
赵卫东就这一点又评论道，此点证明着这所院子以外，仍有对红卫兵心怀好感，可以去进行发动的革命群众存在。肖冬云说，“老院长”暗中告诉她，那个自称是画家的男人其实是精神病患者。而且患的是有暴力倾向那一类精神病。她居然没遭到严重伤害，实在是一大幸事也是一种奇迹……
赵卫东问：“他何以知道那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高二的红卫兵，这四人“长征小分队”的“思想核心”，言谈语述之中，每用文言古话。“何以”啦、“试想”啦、“休矣”啦、“然”啦、“否”啦、“哉”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与三十几年前普遍流行的红色话语体系相结合，形成一种堪称独特的红卫兵语言风格。谁对此种语言风格驾轻就熟，似乎证明着谁的革命理论之修养的层次便不一般。赵卫东自然是“相结合”得挺有水平的。所以在他们的“长征”过程中，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才唯其马首是瞻。那能使一名无论男性或女性红卫兵平添魅力的语言风格，并不包含有什么真正算得上修养的文化成分，不过是几分妄自尊大加几分意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攻击性再加几分武断和玄谈式的逻辑色彩罢了……
肖冬云听赵卫东那么问，据实相告——这所“囚禁”他们的院子，最先是结核病防治院，后来一个时期内曾是精神病疗养院，将她送回到这里的那个男人，曾在此地住过院。所以他一讲这里的周边情形，他就明白该往哪儿送她了……
赵卫东追问：“难道你的那位‘老院长’，曾和那个男人是精神病病友吗?”
两天以前，他对“老院长”是心怀敬意的。因为那时对方告诉他们这座城市是北京；他们是以毛主席的远方客人的身份住在北京郊区；住地是无比关怀他们的“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指定的；而对方自己，是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之命，专门为他们服务的……而两天中的经历，虽然并未使他明了许多，却起码清楚了一点，那就是——对方骗了他们。故他开始认为，以所谓“老院长”为首的对方们，既不但是根本不值得他们信赖和心怀敬意的人，而且都是目的阴险的人了……
肖冬云被问得一愣。
李建国及时点拨：“卫东他还是在问你，自称是‘老院长’的老头儿，怎么知道送你回来那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
和赵卫东一样，他对“老院长”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肖冬云对这所院子对“老院长”们的看法却是与赵卫东和李建国不同的。她两天中的经历虽有惊无险，但仍心有余悸。她觉得，毕竟的，她是回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是回到了一些不至于危害她的人中间。“出逃”的经历，甚至使她一回想就后悔后怕，甚至使她感到这所院子及“老院长”们特别亲切了。
她又据实相告——“老院长”乃一位精神病医学专家。在此地精神病疗养院的几年中，确曾任过它的院长。
“送我回来那个男人，是过去他的重点病人。”
“你何以对他了解得如此之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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