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民间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国家,所以救济人类理性之穷。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处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戴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诺拉?葛多呼多者,曾为广东政府之贵宾,他竟公开夸耀:力能施展法术解除敌军施放之毒气,俾保护市民,而他的高明的星相学与巫术却着着实实影响某一军事领袖,使他掉转了炮口。其实倘使中国果能彻底整饬军备以抗御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之大,现在外族既不断压迫,中国之公理至此而穷,故他们转而乞灵于宗教。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热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的性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的性质,所以适应于民间。似孔子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此外,应是它的运气好,佛经的译文具有高尚的学者风格,语句简洁,说理透辟,安得不感动学者而成为哲学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国学术界占领优势,基督教固至今未能与之颉颃也。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辞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同样强大的是它所影响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的轻松而爱美的笔调,玩玩佛学。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做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种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子之冠。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逐践宿诺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头不自觉的现形,是一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美丽而才干之女子,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爱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顺治之出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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