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倘使读读中国古本小说,免不掉要看到这些场面。吾们不叫它权势与荣华,而叫它“气焰”,盖言其气势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衙门差役惟一所忌惮者,为无意莽撞了别个官员的卤薄,这个官员,适为较其本家老爷高级者(这便是身份主义发生作用),这官员也许将挫折他的一些气焰。或则他们糊里糊涂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适属于较高级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们才会高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然终于难免拿捉起来,于是押解给这个高级官吏听凭他的裁判,有时吃打屁股,有时收押监禁,不管合乎法律与否。
像这样的特权是常常具有动人的魔力的。那无疑即便是现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荣,还是很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没有一个人享有这种特权而不觉得窝心、不欢喜它的。不知怎样,那些民主主义者称呼现代官吏做“公仆”,实际上这二个字只配让他们引用在通电里面,他们的内心固恶狠狠痛恨这个名辞。一九三四年发生一件案子,有一个高级官员的汽车夫不服从交通信号,在一个热闹转角冲过一条马路,却还扯出一支手枪打伤了一个警察的大拇指,因为这个警察想阻止他。这是他的官火的气焰!不差,特权总是好东西,而且它至今还是光芒万丈。
特权是以为平等的对照名辞,而官僚为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无论何时,只消官吏肯放弃他们的阶级特权,享受较少一些的行动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辩人家的纠弹,中国真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变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可惜至今此时机犹未成熟也。因为倘若人民获享自由,那么官僚和军阀的自由将从何而来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权,则军阀从何而得随意逮捕报馆编辑、封闭报馆,甚至砍戮人头以疗自己的头痛(张毅将军尝在著者本乡福建漳州干过这件事。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为他业已去世)。当人民敢于不敬他们的官长,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辩,我们将大喊“反了反了”。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临到末日。
这种意识是很深地种植于中国人的心坎中,其罪恶不只限于官僚,却是像榕树的根盘四射,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顶盖,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阴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美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五、社会阶级
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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