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
“车”，成为huoche，即“火车”。Electrictalk意为“电话”，而Electric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Chiang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Ila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slaughter和flight二词与Schlacht和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tao=刀
二声的t’ac=桃
三声的tao=逃
四声的tao=到、道
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
中国人说话并没有意识到发音。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调，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说话仅仅是带有天生的音调特征，同样一个德国孩子说半年（halbesJahr），也从不会想它是中性的。他也从不会说hatherJahr（阳性）或者halbeJahr（阴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
尽管只有四种音调，在四个音调的变化中，汉语依然有大约一千六百种音节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许多词语具有同一发音和同样音调，这促使了古汉语的演进，不是往字母拼写方面而是往一种写作图像类型演进。
字母的拼写顺序基于不同的声音，显然它不能区别一个词汇的不同意义，用不同音调的发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汉字的书写最初作为一种图像体系出现，但是这种描述仅仅部分正确。从原初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象征文字为单一的图像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语言很少有音节的形式，拼写时许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写，指代不同的事物：“一个包”，“抱”，“跑”，“吃了个饱”，“一件长袍”，“一个气泡”，“鞭炮”等等。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征意最初来自孕育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形象。
为了在拼写中区别一个pao与另一个pao，中国人形成一种词汇等级体系，称为“词根”，在基本象征词上加上偏旁来确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pao成为纯粹的语音象征，随即我们有以下系列的字：词根含义抱包加上手拥抱跑包加上脚跑袍包加上衣一件袍子饱包加上食旁吃个饱泡包加上水一个气泡炮包加上火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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