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娃子骗了三千块，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头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啥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啥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晓得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咋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照片，是一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咋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罗。”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一言不发。
忽然仪器发出嘟嘟声，护士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又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咋又来了？我咋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个橘子。
“咋啦？”父亲努力伸直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板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转眼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压。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冬娃子（即冬瓜）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啥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啥三十而立，古人寿命短，四十岁告老还乡五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含苞欲放。”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得意，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二老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啥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哧白咧地走了。
4
坦率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就像十九世纪的美国外交。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有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狂潮再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有开拓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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