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我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一家茶室见到了尹锦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儒雅。
尹锦诚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跟香港的朋友在网上聊生意。“你跟黄秀虹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见尹锦诚之前，我跟黄秀虹通过一次电话。在电话中，黄秀虹说，她觉得华裔女商人莫名其妙，拿着自己签署的唯一一份授权书四处招摇，是一个典型的骗子。
“我跟黄秀虹没有见过，但是9月6日我们通过话。”尹锦诚回忆。9月5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越发怀疑,因为黄秀虹给华裔女商人的只有一纸授权书,没有书面顾问合同,对于投行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冒险。“他们直接绕开授权人跟贝恩见面,这个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投行的一切努力都被人抛弃了。”尹锦诚的话很委婉。
尹锦诚跟华裔女商人都告诉我，9月6日下午，余建明、尹锦诚、华裔女商人等多人在场,给黄秀虹打了电话。“开始她还不承认,说我没去深圳啊,我没见贝恩啊。我说贝恩的人都跟我说了。”华裔女商人气愤地告诉我,结果双方在电话中开始了争吵，当时尹锦诚异常激动，抓起电话就说黄秀虹是赖皮，双方在电话中一顿争执。
“路演的关系是我介绍的，余建明以及张忠良跟我都是老朋友,没有我引见,竺稼跟黄氏家族的人能够走到今天？”9月14日，尹锦诚当着我的面拨通了黄秀虹的电话，黄秀虹在电话中再次与尹锦诚发生了激烈争吵，她让尹锦诚找华裔女商人要钱去，这事儿跟自己无关。尹锦诚破口大骂黄秀虹是赖皮，两人在电话中吵个没完。
就在尹锦诚跟黄秀虹吵架的时候，竺稼给华裔女商人的电话打了进来。那天竺稼在香港办公室一直在开会，他给华裔女商人的电话也是在开会间隙打的。华裔女商人希望竺稼能够出面作证，香港会谈达成的五项共识是在投行努力之下完成的。
竺稼在电话中认可跟华裔女商人在香港的会谈，并答应给华裔女商人写一封邮件，说明在香港会谈的事宜。竺稼后来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也提到在张忠良的牵线搭桥之下，与黄氏家族的授权代表华裔女商人在香港见面的事宜，并进行一系列的谈话。竺稼也强调，自己跟黄秀虹、黄燕虹9月5日在深圳的见面，确实是陈玉生约的。
到底谁才是骗子？
“我跟黄秀虹通过电话，黄秀虹说华裔女商人是骗子。你们如何证明你们在香港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促成竺稼与黄氏家族和解？”当着尹锦诚以及华裔女商人的面，我再次拨通了黄秀虹的电话，黄秀虹依然说是华裔女商人拿着自己的授权书招摇撞骗，口口声声有投行老板，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来，“别信他们的，就是一骗子。”
黄秀虹告诉我，华裔女商人留给她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也不主动找她汇报，这样怎么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华裔女商人当时就怒了，不过当着尹锦诚以及我跟我同事的面，她压住了怒火。华裔女商人立即拨通了黄秀虹的电话，希望能够跟黄秀虹当面说清楚。
华裔女商人回京之后，到底有没有跟黄秀虹沟通过？
黄秀虹在电话中只是说：“你先联系好律师，最好有律师在场，如果律师不在场，就没什么好说的。”华裔女商人立即给黄光裕二审辩护律师张士国打了电话，电话中张士国显得很不高兴：“你把这些事情告诉记者，让秀虹总很不高兴。”电话中，张士国说自己很忙，有案子要开庭，没时间见什么尹锦诚一类的人物，再说也没有必要见，不能为了华裔女商人的那点儿事，丢下自己手上的事情不干。
尹锦诚在我离开之前，将他写给黄光裕的信给了我，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黄秀虹说你是骗子，骗子是没有诚信的，你的信尽管是白纸黑字，但却是打印机打印的，万一将来哪天你不认账，我怎么办？”尹锦诚立即抓起桌子上的笔，在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尹总，你们都是做大生意的，我就是一个小记者，你的名字签署在最后一页，万一将来你对前面的内容不认账怎么办？”我一边说，一边将信函的几张纸错开，“还是给我签个骑缝的名字吧，这样我心里才有底儿。”尹锦诚一边说没问题，一边在几页信函的骑缝处，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事实上，在见尹锦诚之前，我在9月13日晚上，在北二环的一家酒店见到了余建明。余建明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推眼镜儿。一见面，余建明就给我介绍麦格理这两年的业绩，尤其是对担任农行上市账簿管理人颇为自豪。我对麦格理的深入了解，还是我当年我做证券新闻的时候，那个时候麦格理一直在寻求跟中信证券的合作。“一开始想合作基金，后来不太成熟，合作就放弃了。”余建明对大陆的投资相当的感兴趣，不过面对黄氏家族这一次的行为，余建明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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