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虫性烛照出大人性。
小斗栅连结着社会大舞台。
二
殷代的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秋”字状若蟋蟀，足见华夏先民对应时而生的夏蝉与秋蟋早有认知。
蟋蟀在我国分布极广，北起沈阳南至海口，西从陕西东至沿海诸省，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倩影。上海人称它“赚织”，北方人叫它“蛐蛐”，玩家们叫得最干脆：“虫”。
汉字与洋文的区别在于，洋文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单个汉字除有语言符号的功能外，还具有情感荡漾的空间。我们的老祖凭借方块汉字独具的张力和魅力，竟给蟋蟀这可爱的小精灵起了近30个名字。因蟋蟀鸣如机杼之声，民间自古就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故而，这小虫又称趋织、促织、络纬、促机、梭鸡等。另外，它还有蛩、王孙、樗鸡、莎鸡等称谓，而它真正的学名叫“斗蟋”。
蟋蟀入诗，始见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唐风·蟋蟀》中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豳风·七月》中亦歌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那时的先民，对蟋蟀的生活规律巳相当熟悉。
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单元的旋律，而需要大自然多元音符的协奏和共鸣。蟋蟀作为冥冥中的鸣虫，极易溅起人的感情之海的波澜。
国人畜养蟋蟀，始自圈在皇宫中的忧怨宫娥。
西晋武帝司马炎本是一贪色之君，灭吴后，更不忘及时行乐。一道诏书下去，五千吴女尽归晋主。这些原吴主孙皓宫中的娇娃，个个明眸皓齿，雪肤花貌，玉臂蜂腰，袅袅婷婷。再加上原晋宫中的五千佳丽，后宫美女竟多达万人以上。武帝终日游乐于脂粉丛中，常不知该幸临哪宫为好。一班佞臣便给武帝出了个怪诞主意：让晋主乘坐一辆羊拉的宫车，任凭羊车停在哪里，便在那里纵欲。宫女们为得武帝几滴雨露，个个大展媚技，施尽手段。有宫女晓得羊喜食带盐的竹叶，便折来竹枝洒上盐水，插在宫门前，招引羊车。众宫娥采女见此招灵验，皆仿效之。结果羊车刚在此宫停歇，又到彼宫住脚，弄得武帝云里雾里，昏头晕脑。即使晋主有龙马精神，日御九女而不倦，这万名美女三载方能轮一圈儿。这就使得万名宫娥“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唐·李益《宫怨》)。
风流皇帝唐玄宗，面对众多的后宫粉黛，也曾遇到像司马炎一样的难题。玄宗便在后宫中做起“随蝶所幸”的游戏：开元末，玄宗常于宫中大宴嫔妃，他让嫔妃采来鲜花各自插于发髻，玄宗亲捉粉蝶放之，蛱蝶落到哪位嫔妃头上，他便临幸那位。后因杨贵妃专宠，此酷谑游戏方才告罢。
司马炎的“竹枝引车”与李隆基的“随蝶所幸”，是历代宫娥悲剧的缩影。宫女们身锁幽宫，虽锦衣玉食，珠环翠绕，但孤独这个魔鬼却终生与她们如影随形；寂寞的泪水至死也冲刷不掉她们心灵的锈斑，抑郁如同闷塞的火炉，会将她们青春的心烧成灰烬。对于“鸳衾半拥空床月”的宫女们来说，蟋蟀那动听的鸣唱，自会给她们死寂的心带来某种复活，带来些许生气。由此看来，畜养蟋蟀之风首先在皇宫中兴起，自是不难理喻的了。
五代唐废帝时翰林学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宝开元遗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养鸣虫便逐渐传播开来，普及民间。因蟋蟀秋尽则殒，然达官贵人玩兴犹浓，常引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进行人工繁殖，经多次试验，获得成功。他们先让雌蟋在土盆中产卵，以土置暖炕，日日洒水，用棉被覆盖；俟五、六日，土蠕蠕动；越七、八日，虫出；再置之蔬叶喂养，仍洒水被覆，几经蜕变，满月后虫则鸣。这种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养虫专业户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鸣虫，每年元宵节，除观灯、赏花之外，与大臣一道聆听蟋鸣是宫中一大娱乐项目。每逢设宴，宫人便将蟋蟀置于绣笼之中，放于宴厅之侧。听着声不绝耳的“曜曜”之声，康熙帝龙颜生辉，众臣子也乐哉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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