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摹汉魏，或肖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国象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随笔》，实际上是一本近代“功虫录”。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全国斗蟋决出的“功虫”，计有26只。因《斗蟋随笔》的手抄本发现时巳残缺，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其中山东虫占17只，宁阳独占8只。作为一县之地，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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