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于大沙漠中极度于渴的旅人，会把昂贵的金银珠宝视为沙砾，而把一壶清水当作救命的甘露。这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出现的商品价值的移位。在悠长的岁月里，宁阳父老从来没把遍野欢蹦乱跳的蛐蛐儿视为“金玉有价虫无价”的商品。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人们甚至把蟋蟀视作吞食五谷的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
昔年，宁阳百姓常听瞽人演唱《济公传》。当说书人演唱到济公这位急公好义的传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戏耍临安罗相府的罗公子、一只蟋蟀能值千两银子时，宁阳乡亲们无不哑然失笑：这是唱书人逗咱乐的，若蛐蛐那么珍贵，咱宁阳岂不满坡遍地都是金银了……
地处孔孟之乡的宁阳，民风淳朴，向把土地、稼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建国之前，宁阳以捕蟋谋生者仅有一王姓之家，住县城北关王家店。王家地无一垄，仅开有一小茶铺，王家祖孙三代以捕虫、卖虫补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虫人，自珍自爱，他们于谷地豆垄中捕虫时，从不损伤一棵庄稼。于瓜田李下捉蟋归去时，还每每插一“茶铺王氏来此”的标识，为的是让园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见王家捕虫如此仁义，街坊邻里也“网开三面”。每当听到家院内有好虫呜叫时，便夜不闭户，好让王家人来院中捕捉。看护场院的人，每当秋虫于夜间盛鸣时，也悄悄离去，是为了让王家祖孙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辨虫鸣而获好虫……但宁阳百姓对当地少见的有地不种而玩蟋斗蟀的农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除了白眼还是白眼。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上苍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奇物异宝，但它们暴有纳入人的享用范围之内，才能显示出价值。
蟋蟀这小精灵被当成商品，自南宋以来，便有记载。南宋词人姜白石在《咏蟋蟀》一词的序中云：“……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据明清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几十两银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为听虫鸣，买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蝈蝈，也得花费几两银子……
当小蛐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再度成为商品时，宁阳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说书时，那“只蟋千银”的说唱并非虚妄之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宁阳人首先懂得蛐蛐竟还能成为商品者，当属泗店镇南王村的王爵民。
现年53岁的王爵民，在刚告别开裆裤时便开始玩虫。在充满稚趣童兴的游乐里，对虫儿悟性极强的他，逐渐识别出哪种颜色的蟋蟀好胜，哪种形状的蛐蛐善打。“文革”后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虫迷名李永年，悄悄来到南王村捕虫，玩虫之心不退的王爵民闻知后，便给老虫迷当帮手。三个秋天过来，青年虫迷从老年虫迷那里学到了辨虫、捉虫、养虫等十八般武艺。这年深秋某日，老虫迷携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虫兴冲冲北归，王爵民送蟀师至火车站。当列车员见老人包里装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时，便顺手扔出车窗。时年78岁的津门虫迷，见状老泪纵横，王爵民也徒唤奈何……
进入80年代中期，沪、津、京的蟋事暗潮涌动，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来泗店镇收虫，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这在当时等于一县级干部的月工资。后来，全国各地来泗店的收虫人渐多，王爵民便率两个儿子专事虫业。
某日，一农妇拿着一只连两元钱都难出手的小虫找王爵民，王凭着一双识虫慧眼，当即将虫买下，按照津门蟀师秘传的技艺，经一月喂养，小虫由红牙变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购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儿媳到圈中喂猪，往食槽里倒食时，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顺手捉住，交公爹辨识，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从此，“一只蛐蛐换一头牛”之说，便风传宁阳。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虫、收虫，往返沪、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万元。时间一长，王爵民与京沪线上的列车长们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携一批蛐蛐往上海销售，列车长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几个钱买下玩玩，王爵民当即拱手相送。那列车长至沪后，拿此虫到虫市上去晃晃价儿，没想到瞬间便有几十个玩家围拢过来，一玩家一下抢过这列车长手中的小虫罐，不容分说，扔下一万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李存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