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曾长期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这期间有人曾征问英王：假如印度与莎士比亚两者择一，你将作何选择，英王毫不迟疑地回答，莎士比亚!这里，我们对侵略者的行径且不作挞伐。要说的只是：一个国度的伟大诗人及其诗篇，是这个国度最瑰丽而珍贵的宝石；一部称得上经典的长篇小说，也常常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
三国的那段波澜壮阔、惨烈悲怆的历史，一直在呼唤大手笔为其状摹。直至千载后的元末明初，罗贯中才从历史深处翩翩走来。我们无意将罗公与莎翁相提并论，就中国古典名著的艺术成就而言，罗贯中较之曹雪芹也稍逊一筹。但一个不可撼摇的事实是，罗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章回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历史小说。
透过《演义》的字里行间，人们无不会得这等结论：罗贯中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尊刘骂曹”派。但罗之尊刘，却并非完全因“正统”思想使然。
在我读小学时，村中的关庙尚未拆除，我至今犹记得庙中的那副楹联：“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今天想来，这楹联是以关羽为轴心，既几近包括了刘氏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颂扬了他们的仁德。罗氏的《演义》，就是力图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寄托于“德化”的政治。才高八斗的罗氏甚至不顾作小说不能叠床架屋，理重事复之大忌，竟在《演义》中有七处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要论正统，刘表、刘璋与刘备皆为汉室苗裔。当时，表、璋仍深沐皇恩，拥兵据地，而刘玄德却是个卖草鞋的皇室宗亲之弃儿。但《演义》中的表、璋，皆被描绘成无才无德的酒囊饭袋，而刘玄德则被渲染成志存高远，德隆望尊的谦谦君子。《演义》中的“刘玄德携民渡江”，把刘备的“德”，展现得无以复加。面对曹操南下荆州重兵的围追堵截，刘氏全然不顾妻离子散，更不惧刀在其项之危，携十万百姓一道草行露宿，虽每日仅行十余里，但他仍与庶民共度鱼游釜中之险……
罗贯中托他人之诗赞刘备日：“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
三国时，刘玄德也确实是个有德之君。正是靠了他的德，才使神机妙算、智珠在握的诸葛卧龙甘愿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巳；也使从不服天朝管的主儿毛张飞，愿惟刘备马首是瞻；更使得骁勇无比的黄忠、马超甘心归顺，望尘而拜……
1981年3月，被世界称作“花都”的巴黎，曾召开了一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参加的会议。会上，竟破天荒地形成了这样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二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些当代人类的精英及风云人物，所以这样推重我们的孔老夫子，是因为在孔子那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在人的修身方面，讲求“内圣外王”，力求知行统一；在人的操守方面，强调社会正义感，追求人的社会责任心。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又云“好仁者无以尚之”；孟子日“仁者人也”，他将“仁”与“人”直接等同；荀子云“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为天下贵”。儒家思想的旗旌上，最醒目的五字是：仁、义、礼、智、信，而“仁”则飘扬在这旗旌的最亮眼处，且“仁”又必须与正义连在一起招展，才能显示出人的最灼目的美德。在儒家先哲们看来，仁义的价值最为宝贵，仁义存，则人的价值在；仁义灭，则人与狗彘无异。
文学艺术的天国与尘世之间有一座桥梁，但这桥梁不是以钢筋混凝土铺设，而是靠作家用形象思维的翅羽去载接。罗贯中显然细心披览了历代史家关于三国的史籍，也注意了民间大量说三国的口头文学，并汲取了元杂剧三国人物戏中的精粹。这位饱吮着儒家文化乳汁成长的文学巨匠，如同当今的采石工，一下钻进历史大山的胸膛，先采来花岗岩荒料，运进他那形象思维的“加工厂”，并将荒料解成条条板材，再一一磨出华美的花纹，然后去构建一座充满儒家学说氛围及色彩的文学华厦。
《三国演义》洋洋70万言，粉墨登场的人物一千三百余。罗贯中在这千余众中簸来筛去，披沙捡金，甄选别择，鉴识辨认，最终圈定：只有他的乡党关羽，才是儒家学说最出色的实践者，才是儒家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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