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王朝的神器承传到神宗朱翊钧的手中时，皇权政治固有的兴衰周期率，眼看又要应验。十岁即位的神宗，成年亲政后，长年深居幽宫，只知纵情声色，不见廷臣，不理朝政，致使阉人专权，特务横行。加之天灾频仍，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百姓甚至易子而食。斯时，明王朝历代“积压”下来的皇子皇孙多达十万余人，却无一愿意降低生活标准，个个仍是锦衣玉食。有这么多的巨口大张之兽，百姓哪堪重负!专制政治，向来都是力图把百姓的灵魂关进笼子，锁入地牢。为消民冤，神宗对关公采取实用主义，又将关老爷抬出，妄图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去麻醉万民的神经。他在位期间，曾三度大封关公：万历十年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十八年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再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对关羽夫人及其二子乃至周仓，也封后、封王、封公。
清兵入关前，满人对关公的崇敬度，毫不亚于汉人。满族除将关公当神灵祭祀外，皇太极还命人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作为八旗官员及将领们的必读书。史称“千古一帝”的康熙，深知满人政权要扎根中原，实现他“耕凿九壤同”的政治主张，必须将满文化融入汉文化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则非佛非道，乃是儒家学说。儒学历经封建时代的种种变异，早巳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并由此沉淀转化为一种文化形态结构。儒家毋须与佛道两家争夺关公，因关公本身就是儒家学说最忠诚的实践者。清统治者大概深悉，“大树特树”关公的忠义仁勇的形象，对巩固其政权会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康熙在位时，巡曲阜，临解州，谒孔子，拜关庙，并御题“义炳乾坤”的匾额悬于解州关帝庙之崇宁殿上。他的儿子雍正和爱孙乾隆，也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之圭臬，崇孔尊关的程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肃清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公评价“不到位”所造成的“流毒”，乾隆甚至还专门降旨，对陈寿展开了“革命大批判”，诏日：“……陈寿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谓公……”其时，关羽已被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一样，列为国家春秋两季的举国大祭，并以朝廷名义颁发统一祝文，规范大祭时的规格……
在清政权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间，从顺治到光绪，历代皇帝曾十数度对关羽进行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年)，对关羽的封号登峰造极，可谓旷古未有。今天，当我们读着这“忠义神武灵祜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长达26字的尊号时，在被关圣的威严压得难透一口气的同时，有谁不会感到，即将灭亡的清王朝，当时却把汉语中最珍贵、最美好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字眼，皆一古脑儿地加在了我们的关老爷身上了!
中国朝野共奉关羽，如果说宋元是发展期，明代是盛行期，那么清代无疑是鼎盛期。在明清两朝，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我们玩味：李自成揭竿，白莲教起义、义和团举事，袍哥会暴动，他们对关老爷，或当做军神叩拜，或当做旗帜挥舞，或作为偶像去募兵买马……在朝野双方敌对的这副大棋盘上，并没有因“楚河汉界”的阻隔，而影响同拜关公的“合作”与“联动”。这种“国粹”现象，在世界史上，恐为鲜见。另有一种情状也值得我们咀嚼：自宋以还的关帝庙里，有道士主持，也有僧徒念经，作为儒家代表的政府官员，不仅参入春秋大祭，还负责协调关庙的管理……像这种三教归一的祭拜场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恐也是独有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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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
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
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称大帝，
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
谓荡乎难名。
五
在旧中国，宗法观念、纲常伦理渗透于社会道德与生活的一切领域，任何事体都要在“礼”的框范下，分个三六九等。人死之后皆要魂归泥土葬入坟墓，但因逝者生前的身份地位不一，不仅墓的规模判若霄壤，且在称谓上也要分出贵贱尊卑。庶民之墓叫坟，王侯之墓日冢，皇帝之墓谓陵，圣人之墓称林。古时虽有不少先哲贤达被誉为兵圣、书圣、诗圣、画圣、药圣、茶圣等等，但墓被称为“林”者，仅有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因关公又曾被封谥为帝君，故其墓还能同时以“陵”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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