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所以能长期“飞黄腾达”，除了精明过人外，他们一直信奉的财神爷关公，也的确时时刻刻在道义上给他们以嘉勉、激扬、规箴与警策。关公的“仁义”，是晋陕商家们抱团成伙的粘合剂；关公的“诚信”，则使晋商机智却不油滑，热情却不虚伪，重已而不排他，决不为眼前蝇头小利而掂斤播两背信弃义，这就使得鼎兴时的晋商，具有关羽大将般风度的大商家之心态。
晋陕商贾发财之后，又在当时经济发达的一些重镇和商埠，建起座座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就像当今城市中一些银行、电力、电讯等国家垄断行业所建的大楼一样，都是在当地最能显示富有、阔绰与财大气粗的标志性建筑。这些会馆，也如同当今五星级宾馆的多功能厅一样，可派多种用场。商会既可在此议事、休闲，也可演戏酬宾，还有一个商家们不可忘却的功能，内设关帝庙，大摆其谱地拜祭关公。商家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成为财神的关圣，又涂上了一道道色彩绚丽，璀璨夺目的光环……
连文人雅士、黎庶百姓曾嗤之以鼻的商贾，也将关爷请出当了财神，至此，我们的武圣人，也就成了一位多内涵、多外延、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的“全能之神”!
六
十年“文革”是个理性晕眩的年代，也是个既“造神”又“灭神”的年代。
以某文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台锣鼓，古老的中国上演的一出空前的荒诞剧拉开了帷幕。继而，风雷鼓板阵阵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变成了一个发疯的大舞台。一群群声称要主宰新世界的人们，“急急风”似的卷进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封资修”。在神州的每一座村落，百姓的灶神被换成领袖像，农家的神龛上被改贴为“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
在诸多关庙中，都曾镌有这样一副楹联：“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关羽先岳飞而成神，后孔子而为圣。著述《春秋》的孔子与实践《春秋》的关羽，作为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总代表，在誓把旧世界砸个天翻地覆的“文革”中，势必会首当其冲，其文化遗存也必会在劫难逃。但这文武两圣，在那场“造神”与“灭神”的浩劫中，遭际却有所不同。
“文革”伊始，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来自首都的“造反干将”率全国各地红卫兵，先是怒冲冲地将孔庙中的孔子雕像及一些碑碣石坊砸了个稀里哗啦，又气呼呼地蹿进孔林，不仅将孔子墓掘地九尺，且把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之坟头刨开，撒骨扬尘……
在关公故里解州，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来自京城和各地的红卫兵潮水般涌至关帝庙前、气冲牛斗地呼喊“砸烂封建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时候，解州的红卫兵及民众，组成了一道道水泄不通的人墙，不准任何人冲进武庙，动关爷一根毫毛。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长达46天，后接中央指令，解州关帝庙终得以保全。
近几年，我到东南沿海一些城乡，了解关帝庙在“文革”中之遭际时得知，乡村中的小关庙与北方一样，在“文革”前就或坍塌或拆除，其庙之檩梁多在58年大炼钢铁时，被投进炉膛，付之一炬。但作为文物古迹而留存于文化名城和重要商埠的关帝庙，在“文革”中几乎没有遭到多大的冲击。
在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大毁灭中，关帝庙侥幸逃脱浩劫而“硕果仅存”，武圣关羽也未像孔老夫子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狂遭口诛笔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革”现象。对此，当今的文化人会有各自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推理和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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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却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分外，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品格。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历史与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的刽子手们，可以让文人“挂笔”，令歌者“封喉”，可以冻结精神原野里的全部耕耘，但他们手中的屠刀，却绝不可能将国人代代薪尽火传所凝炼成的道德与文化的链环，全部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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