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这些关羽为官清正、不徇私情的传说，都是将关公作为一撇一捺的“人”的骨架来塑造的。即使将关公作为神来美化时，百姓也多是以他们心目中的清官形象，去进行发酵升华的。譬如：一关庙的和尚，假关爷的名义以给关帝圣像敷金为由，搜刮贫苦百姓的钱财。关圣闻知怒不可遏，一巴掌将这和尚的嘴巴扇歪……“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掌故，即由此而来。又如：在某地关庙中，临坛的关圣曾错判民间一案，在为冤者平反昭雪之后，关帝即陷入深深自责，遂下令烧掉此处关庙，永不许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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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历代的文人墨客，用最精美的理想彩笔，描绘出武圣那乃文乃武、左宜右有，既立身立业、又立德立言的超世通才形象；就这样，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以最深情最殷切的寄托，补缺拾遗，把关公美化成上不愧天、下不怍民的万世人极的“心灵标本”。“文革”时，样板戏中那些“高大全”的一号人物，与这“心灵标本”相比，定会自愧弗如，相形见绌!
如果说，“四人帮”对孔子的批判，是因了这老先生曾有“克已复礼”之类的言论，这就为“四人帮”无端将之引申为孔丘要恢复奴隶制度、让历史大倒退找到了“口实”；如果说，“四人帮”发动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因了被称作“及时雨”的宋江不仅与阎婆惜曾有“男女关系”的污点，而且有出卖梁山好汉的群体利益而投降朝廷的史实，使“四人帮”有辫子可抓；那么，面对关公这尊无疵可寻、无瑕可摘的华夏民族的道德雕像，“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屠刀，则极难找到下刀之处。
关公的神圣雕像，早已兀立在中国百姓善良的心田里!
可叹复可悲的是，“四人帮”发起的“造神运动”，也未能按他们罪恶的算盘而推演成功。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历史常识，那就是对活着人是万万不能奉为神灵的。这是因为人与所谓的神之间，需要有极大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方能产生“神”的神秘与朦胧。而伟人越是走近他，就越觉得他也是人。况且，最伟大的头颅也毕竟缺乏所谓神的万能智慧，愈是伟人就愈有可能犯全局性的重大过失。今天，当伟人从神坛走下后，我们这个民族，仍需要借着那尚未完全蒸发掉的血泊的镜光，去进行对于一个时代的深刻反思!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一个没有哲学巨子的民族，是一个精神瘫痪的民族；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当一个民族的哲学巨子和伟大英雄仙逝之后，他们不仅把超人的哲思和高尚的品格作为弥足珍贵的遗产交给了自己的民族，同时也交给了整个世界。
当今，孔老夫子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十大哲人”之首，这是华夏民族难得之骄傲!早在1665年，奥匈帝国于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各国地图中，在我国的版图之上，立着一位民族的精神代表人物，他就是关羽。当时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各国地图上，每个国度的版图上方，只画有一个伟人来代表其民族，足见我们的武圣关公在那时之世界，已影响广深。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大卫，在研读了中国关公信仰的大量资料后说：“我尊重东方大神关羽，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诚信，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畏艰险。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信仰是报晨的大鸟，它常在黝黑的夜里为曙光的到来而讴歌；信仰是辉煌的光波，它能引导着人类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关羽的陵墓早巳松柏拱矣，关圣作为一株凝有“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却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长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间，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中弥散它的馨香。
据关公研究会搜集的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有148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
祖国的宝岛台湾，人口两千余万，竟有八百多万同胞系关圣信徒。台湾岛上，专祀关圣的庙宇三千余座，加上其他供有关帝神像的寺庵，多达一万四千座。台湾同胞信仰关圣之痴迷，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台北市的行天宫(即关庙)，每逢群体祭拜关圣的前几天，即使有身份的太太及小姐，为谋得担当祭拜关公时的“义务工”，亦需三更即起去排队挂号，稍一去晚，便很难排上……台湾苗栗县的恩主公庙(亦系关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建的，在十周年建庙庆典时，据该庙统计，关圣已收义孙义女有14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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