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朝医院里奔去。
哥哥已经到了应该接班的时间。他每天晚上都需要与上白班的另外一个司机交接班。我走进病房时，哥哥正准备给白班司机打电话。我的到来，促使他放下了电话。我目送着哥哥走出了病房。爸爸的病情暂时趋于稳定，这让我和哥哥的心情有了缓冲的机会。只是爸爸的病情还只是暂时缓解而已，还必须按照医生的嘱咐，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等着我们家属的最后决定。
晚上快到八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以为会是流星打来的。当我接通电话时，电话那边却传来了辛然的声音。她正在家里休班，却关心起我爸爸的病情来。这让我又一次感觉到了她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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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述我与辛然的关系，我与辛然虽然同学了几年，可是我却对她缺少特殊的记忆。不仅仅因为那时我们各自忙于自己功课的关系，还因为我与她似乎就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缘分。我几乎都不曾多看过她一眼。那时，我对她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她总是喜欢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戴着一条淡黄色的围巾，她的那一身装束，常常会衬托出她那张脸的细腻。每当那时，总会让我想到西红柿炒蛋。就算是这次回到故乡后在那次同学聚会之前，我都不曾想起过她。还是那天晚上她大胆的一抱，才让我感觉到了她与随后接下来别人的拥抱相比，多出了一份主观故意。
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辛然的主观故意，辛然故意地将电话打了过来，我知道与其说是关心我爸爸的病情，还不如说她是在关心我，是关心我的心理感受。不管怎样说，我都不能拒绝她的盛情，我与她慢慢地聊了起来。辛然与我的谈话是那样地拿捏有度，这让我完全忘记了此前她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感觉。那次她约我单独会面，仿佛像是在向我邀约明天。
辛然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着我爸爸的病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必要性。我郑重地答应了下来，尽管我爸爸住进病房之后，她已经不是我爸爸的主治医生。可她的意见对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来说，还是如同圣旨般不容抗拒。
与辛然通完电话后，我不得已给高波打了一个电话，高波正在与朋友们在饭店里喝酒。我不方便与他多说什么，电话既然接通了，总还是应该说点儿什么事情。我只好简单地把我爸爸住院的事告诉了他。他是敏感的，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我说没有没有。可是我的否定回答却是那样地勉强。本来我确实是想向他借一点儿钱，先解决一下爸爸的手术费问题。只是因为他正在外边忙碌，没有容我提及此事的氛围，我便放弃了。
第二天上午，主治医生郭水法走进了爸爸的病房，他当着我和爸爸的面谈到了关于手术的事，如果同意手术，将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如果不同意手术，待病情平稳以后便可出院。他同样强调着手术的重要性。他与辛然所说的完全吻合。爸爸当即表示不做手术，即便是做的话，也需要等过一段时间看一看再说。我当然知道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表态。我便当即表示，手术是一定要做的，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
两天以后，所有的检查都已经结束。爸爸的手术被安排在了星期四上午九点。距离手术的时间只有两天了。这几天来，我不仅仅是晚上，就算是白天，几乎都待在医院里。医疗费的事还没有解决。哥哥的手里只有一万元钱，加上我手里的一万元，已经是全部家当。爸爸工资存折上的全部积累，也只有几千元钱。哥哥已经想尽了办法，他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朋友，家境好的不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又一次拨通了高波的手机，高波出差去了外地。我终于开口说出了我的难处。他告诉我第二天他将乘坐上午的航班返回秦州。他答应帮助我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我的心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已经几天没有与李诺联系了。
这天下午，她突然打来电话，问起我爸爸的病情。问起我什么时候能去公司上班。她希望我如果可能的话，第二天上午去公司参加管理人员会议，她也好让我与大家见见面。
第二天上午，我如期走进李诺的办公室，她并没有谈及白天的会议，而是说到想让我参加她晚上与一个客户的业务谈判，谈判将在饭桌上进行，她希望我介入谈判的过程。我明明知道我爸爸的病情不允许我长时间远离他身边，我感受着李诺对我的信任，还是答应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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