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网站上查过，像这样的交椅已经存世不多，社会上出现的大多是后来的仿制品，而且基本上没有黄花梨这种材质。记得前些年，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就曾经有过一对类似的交椅拍到了90万元港币。而那个消息，爸爸也是知道的，可它从来就没有撼动过爸爸对那对交椅如同情人般的缠绵。
爸爸意识到了我在短时间内会依旧艰难。这是他不愿意在我面前戳穿的我的心理底线。他才做出了如此选择。
我当然能体会到这对爸爸意味着什么。
我拒绝着，坚决地拒绝着。
显然，爸爸是有准备的，他不断地说服着我。他又一次提到了动迁的事，回迁是迟早的事。据说，开发商建设的都是大户型，尽管我家算是面积较大的动迁户，那也是需要有一部分投资的。而最终究竟需要投资多少，暂时还无法确定。再加上交工时都是清水房，不经过装修那是无法入住的。
我不得不承认爸爸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可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决定。一对携带着几百年遗传基因的黄花梨交椅，那近乎是绝世艺术品，那是永远都无法复制的历史。而住进一处再好的用水泥浇灌的住宅，不可能让我爸爸亲手抚摸那几百年前的文化。
我又一次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爸爸是下定了决心的，只要我不强烈地反对，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而我能够否定这一决定的唯一一条理由，就是有办法解决眼下的难题。可我又能上哪去寻找这样的理由呢？
爸爸比我更明白这些道理，再好的艺术品，不管是在谁的手里，历史地看，你都不过是一个收藏者、保管者而已，你都在为历史尽着一份收藏与保管的义务。从总体上说，它是全社会的财富，它是历史的财富。而不管是什么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只有你出手的那一刻，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爸爸对这一对交椅做出了最实际的打算，不管能卖多少钱，都只有这一条选择。
那是华山一条路啊。
我默许了爸爸的选择，我提出了暂时再等一等的要求。我的理由是那笔手术费用并不是需要马上卸载的负担，没有人急着让我还那笔钱，而我眼下又已经找到了工作。当开发商真正需要我们交钱时，也决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筹不到足够的钱，而拒绝我们回迁。
我郁郁不乐地走出爸爸的住宅，我的脚步无法不沉重，因为我无法看到更充满希望的前景。我还不知道流星最终的检查结果会是怎样。如果真的会有什么麻烦，我将如何面对呢？在爸爸谈论交椅问题时，我在拒绝着他，在拒绝他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将这样的事在他面前流露一点儿的。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
我在医院里见到了流星，我却没有在流星面前提及此事，因为流星根本就不知道我爸爸的手术费是如何筹措的。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她。那时，她正在海南，如果她当时也在秦州的话，我不会不让她知道这一切，而当时过境迁之后，我已经觉得失去了告诉她的意义。
这便成了我自己承担这种负担的理由。
我不断地想到那对交椅，想到小时候爸爸坐在交椅上备课时的情景。那背影早就与那对交椅浑然成一体，融化在我的记忆里。
眼下，我却要参与将这种温暖，一种记忆中的温暖，从爸爸和我的肌体上生生地剥离的商业交易，而这很可能会成为爸爸重新走进属于他的住宅的必要条件。
我木然着，我不知道这将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
66
我越来越感觉到了流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并不比我小，这是那天我去医院看她时得出的结论。
当我走进她的病房时，她并不在病房里，我问过了同病房的患者。有人告诉我她已经出去一下午了。我还是无法与她联系，她的手机依然不大开机。就连我与她的联系方式也只是见面，或者是她打电话找我。我开始站在住院部的走廊上等着她，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依然没有出现她的身影。我有些急了，便朝外走去。
陈丽丹医生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她知道我与流星的关系，便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的表情有些严肃。不像前几天看到我时，还时不时地会说出几句时髦话来，还会和我开起各种各样的玩笑。我知道流星的检查结果一定是不太好。我紧张极了。比上次流星打电话让我去医院时，不知道要紧张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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