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食堂里买了四碗烩菜，八个蒸馍，端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上，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除过吃，一切别的好像都不存在了，满头大汗地吃！浑身大汗地吃！拼命地吃！吃！
就在我喝掉碗底上最后一点剩汤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回头一看，是周文明！
又是他，这真是活见鬼！我不论到哪里，偏偏就能碰上他！周文明顽皮地咧嘴笑了笑，说：“没什么，兄弟，你吃你的吧，你交了好运啊！不过，你可小心郑大卫扇你的耳刮子！”
他又顽皮地吹了一声口哨，朝食堂后面喊：“爸！我的菜炒好了没？”“好了，你这个馋嘴的东西！还不快来吃！”这是他爸的声音。他晃晃荡荡地走了。我满肚子不高兴地从食堂里走出来，匆忙中在门口的玻璃中瞥了一眼自己：一张瘦得不像样子的脸泷罩着丧气的神色……
在吴亚玲的帮助下，我的生活竟然“富裕”起来了。我用在武装部打零工的钱，买了一身绒衣和一双棉鞋，并且还换了大灶上的一点菜票，有条件一天吃一个“丙菜”了。
我知道，我使用的这些钱里面，有许多是吴亚玲自己的给我的。每当想到这一点，我使感到心悸。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和一个女生有过这么一亲亲近的交往呢。当然，对于我和吴亚玲来说，这中间除过她对我的关怀和我对她的感激，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我自己是清楚的。我只是在一个陌生的事情面前感到一种模糊的惧怕。像有些其他事一样，有一时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人每当经历一些自己未经历过的事情时，不管事情本身是好是坏，心情总是紧张和不安的。
但说实话，我真不愿失去这新的生活。钱对我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收获。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吗？尤其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别人对你表示的友爱比什么都宝贵。
每天晚饭后，我都到县武装部去干活。活路已经很熟悉了。我和吴亚玲配合也很顺当，一天比一天干的多。吴亚玲告诉我，武装部有的是零活干，等这件活计干完后，她再联系其他的营生。由于相处一段时间，我们之间也稍微随便了一些。我有时也敢战战兢兢地哼一首歌子。但唱的时候，从来都是脊背对着吴亚玲的。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已经不干活了，站在我背后静静地听着。有时，猛然间她把自己清亮而柔和的女高音也加进了我的低沉的歌声里，这使得我的声音立刻颤抖了，而且声不由己地走了调，甚至一下子都哑了声。
这时，她也不唱了，吃吃地笑着说：“我的声音大概像老虎的声音一样……”啊，生活也有这样令人快活的时刻！对于一个受歧视的乡巴佬来说，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像童话一样不可思议。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又是一个温暖的冬天；这是一个贫困的冬天，又是一个充实的冬天；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冬天啊！由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了转机，连我自己也感到自己变得“神气”了一些。我感到我的腰背直了些，脚踩在地上也稳稳当当的，甚至思路也变得敏捷多了。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一种不祥的气氛出现了。我感到，班上许多同学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和吴亚玲了。尤其是周文明，给同学们比比划划，挤眉弄眼，似乎我和吴亚玲做了什么坏事。我非常痛苦的倒不在于同学们对我的态度，而是为吴亚玲遭受如此不白之冤感到难过。我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欺负，但她怎能忍受得了呢？她可完全是一片好心啊！
我现在才清楚了我原来那模糊的惧怕究竟是些什么，全是由于我的缘故，现在却使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亚玲她自尊心强，在同学们中间一直威信很高，这种压力和打击对她说来太严重了。何况，这事同时也影响到了第三个人——
郑大卫。大卫和亚玲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自己也经常朦胧地感到，像亚玲和大卫这种关系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谈恋爱”。
看得出来，由于别人瞎传我和吴亚玲的长长短短、使得大卫也很难受。幸灾乐祸的周文明专意把一些最难听的话往他耳朵里灌。有一天早上，我想提前去看一看当天要上的历史课，很早就向教室走去。当我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不得不站住了。我听见里面有两个人说话——听声音是郑大卫和吴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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