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关，凤英在锅盖上切着白菜叶子，她兴奋地对春义说：“街口南边卖机器轧的杂面条，两角五分钱一斤。杂面条煮起来涨锅，买一斤就够咱俩吃啦。”
春义笑着说：“买一斤半。我今天有点饿了。”他说着就往口袋里掏钱，手伸到口袋里一摸，钱却没有了。他吃了一惊，又赶快摸另一个口袋。可是不管怎么掏，两个口袋里连一个小纸片也没有。他的眼睛忽然一黑，马上想起那两个街痞子在吵架时挤着他的样子，他又想起他们两个挤眉弄眼的表情。他全明白了：“钱被他们掏跑了！”
夜里，他躺在地上睡不着觉。十个指头疼得像刀子割一样，但更使他心疼的是，一天的工钱被小流氓偷去了。他有点害羞，觉得自己太没有能耐。他想到这个城市地方，就是人吃人的生活。在农村，人是向土地要东西，在城市，人是向人身上榨取、勒索，甚至偷盗东西。
他看了看凤英，凤英裹着一条被子睡在地上铺的麻袋片上，睡得很香。天快亮了，凤英的头发上凝结了一层白霜。他心里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自疚。他和凤英结婚几个月了，他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住过一间房子，甚至没有在一张床睡过一夜。自己是她的丈夫，丈夫是要对妻子的幸福和生活负责的。他觉得自己太不中用了。……
天亮了，春义还准备去装砖。城墙上响起了警报。警报“呜——！呜！——”地叫着。日本鬼子的飞机要来西安轰炸了。因为各个街口都已戒严，春义无法通过。一直到中午十二点警报才解除。据说日寇的飞机是飞到重庆投炸弹去了。就在这时候，他在车站看到一张“告示”。“告示”上号召难民到黄龙山去开荒，到那里每人可以发二百斤小麦安家粮，还发镢头等二具。春义看到这个消息，心里觉得一阵兴奋。他气喘吁吁地跑回北关和凤英商量说：
“咱们干脆去黄龙山开荒吧！还是种地可靠。不在这城市混了，我真住不惯这城市。到黄龙山，咱们今年冬天能开出几亩地，明年一年就不发愁了。”
凤英有些犹豫。她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到那里这一冬天吃什么？住什么地方？城市的活路总要多一些，这么多人，他们能生活下来，我们也能生活下来。昨天我问一个大嫂，她在戏院门前卖瓜子，一天就赚两元多钱。”
春义劝她说：“人家是当地人。咱们是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还说做什么生意？”他又哀求凤英说：“凤英，这城市就是遍地是钱，我也拾不了。在这儿净受欺侮，我这个人，不是这个材料。”他说着低下了头。凤英想起他昨天被偷的事，又想起他那十个露着红肉的手指头，心里着实可怜。她说：“你看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反正你是男子汉，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就怕到那里荒天野地，他们要是不发粮食，才叫哭天天都不应哩！”
春义说：“这是政府出的“告示’’上说的。他们不能随便说话。”
凤英说：“‘告示’是什么？‘告示’是一张纸。今天说了。明天又不算数的事多得很。凡是出‘告示’，都是想方设法骗人的。”
话虽如此说，凤英还是把行李捆了捆，跟着春义上路了。
上黄龙山开荒的难民确实也不少。大都是些只会种庄稼的老实人。他们渴望着看到土地，他们只有在土地上才有笑容，才有生气，才能活泼起来。他们在土地这个舞台上，才能施展出一切本领和智慧。
咸阳离西安四十里。春义挑着担子，凤英背着行李在西安往咸阳的大道上走着。路旁高大杨树上的叶子，在萧萧的秋风中飘落着，地里庄稼已经收割完毕了。土地像脱光了衣服一样，露出它健美宽阔的胸膛，在黄色太阳光下面，闪发出诱人的紫红颜色。偶尔有几块剩着的棉柴还长在地里，一片片殷红色的棉叶上，留着严霜的痕迹。
春义看着路旁的土地，心里舒坦了许多。他从那些瑟瑟作响的肥厚棉花叶子上，看得出这里土地是相当肥沃的。他想着黄龙山的荒地，土质如果也有这么好，他就可以建立起他的新家园。一对喜鹊从他的头上掠过，落在一棵光秃秃的柿树上时，还喳、喳地叫了两声，这增加了春义的信心，他不知道他脚下走着的路，就是两千年前阿房官的大甬道。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的阿房宫。
日头偏西时候，他们来到咸阳南关。这里的难民少多了，街上都是说陕西话的声音。凤英看着街上的行人，不但没有个熟人，连个熟脸也没有。她开始感到真正到了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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