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李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