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见许琼一副不解的样子，又补充了两句，“你想，市里的工作搞不好，他们可以批评，还可以批评市长、书记，我们就不敢。他们可以约见市长、书记，我们就不行……”
以后，许琼来找过他没有，他不知道。仲秋把这件事向他当时的顶头上司、现在的总编邹平汇报了，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邹平考虑了半响，说：“你说得对。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办她这个事。这事牵涉面太宽。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没有过硬的证据。也许，人民日报、新华社有办法。我们只是个地方报纸。至于写‘内参’，我看作用也不大。”过了几天，熊总给他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如实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也掺杂了一些邹平的想法。熊总认为仲秋讲得在理，只是在电话那头叹气：“这事为什么就没办法翻过来呢？那女子肯定是冤枉的。窦娥被冤枉，老天都要六月下雪，可是、可……”电话就突然挂断了。后来的几个月，仲秋在采访时曾先后碰见人民日报记者站、新华社记者站的记者，向他们打听有没有一个叫许琼的女人去找过，一个个都摇头。也许，她去找的是另外的记者。日久天长，这件事也就忘掉了或者存封在记忆的仓库里了。
没想到昨晚上会在那样一个场面不期而遇，而且还有那个逍遥法外的朱誉群！不到两小时，又出了一个李一凡。那次是自己能力有限，没办法写稿。这次是自己撞到了，而且还亲自参与了抓强xx犯……稿件写了，也编了，也上版面了，最后又删改了，连大样都看了，到头来，还是撤下来了。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难道历史会重复自己的脚印？难道还会出现又一个许琼？市里怎么会有这种规定？发展环境综合治理怎么成了传媒不得报道抢劫、强xx、吸毒、卖淫？传媒报道了就会影响市里的投资环境，影响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哪家的理论、哪家的逻辑？
他不相信市委许进才书记是这种水平，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规定！对，干脆给他写封信，反映反映。正在展纸拧笔之时，他心里又打了个小九九，不忙，先找邹平邹总编咨询一下。这些年来，在报社的干部职工中，只有和邹平在一起，仲秋才无话不说。他马上给邹平打通了电话，邹平在电话那边热情地说：“我们好久没有吹牛了，你马上过来。在我这里吃饭。”
“砰、砰砰……”一声紧似一声。
谁这个时候来敲门？是走错了还是……啊，也许是阳昆回来了。不会。他说过要去学校。
“砰、砰砰……”伴着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也传了进来，“一凡，李一凡！”
是谁呀？她站起来，拖着疲乏的身体，走到门口，有气无力地问道：“谁呀？”
“一凡，是我。”门外女人的声音。
李一凡没有听出来是谁。从对方的口气来分析，是李一凡的熟人。犹如经历了几个世纪，她已经不能正确地分辨出这些熟人的声音，或者说不能凭声音就说出某某人的名字。她想了想，尽力提高了点声调：“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一凡，我是江红。”
“啊！”李一凡吃了一惊。江红，她来干什么？为什么不打电话？她静了一下神，问道，“你有什么事？”
“我有急事找你。”听她那口气，显得很急。
从内心来说，她和丈夫是不愿意同事们到家里来的，一是这个家只是陋室，为不起人；二是上班就可交流，有什么要拿到家里来说的，弄不好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说出是非来；三是她俩回家后都忙，要照顾梅子，要看书，阳昆还要写讲义；四是她俩不接盟、不拉派、不搞小团体，不串门、不溜须拍马，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吃饭。何况今天家里、自己是这么一个样子，她不愿同事看见。她从来都是一个要用美好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惟美主义者。她想让她在外面说，但毕竟是自己的同事，一个公司、一个机关、一层楼，而且平时又很熟，又一块儿在抓公司的妇女工作。她把“说嘛”二字变成了“好嘛。”
门打开了，江红闪了进来，双颊红扑扑的，还在冒着汗，手里提着大包东西。她一面用右手背揩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转动着有点浮肿的单眼皮下那双白少黑多的眼球，向客厅走去，故作惊讶地问：“这就是客厅？”不等一凡回答，又自言自语，“有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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