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着说着，又从袖筒里拿出一份调查报告，哗啦一下展开：大家看看，洋人这么些年除了打我们还干了一些什么？早在鸦片战后不久，即有洋商船只航行于沿海。1842年英船“美达萨”号首抵上海；1844年，怡和洋行派“哥萨尔”号作香港、广州间的定期航行；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派“玛丽乌德”号开辟香港、上海间航线。1853年美轮“孔晓修”号亦开抵上海。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五口开放之外，又开了南至琼州、潮州北至牛庄、天津西至汉口等多处为商埠。于是外轮得以直入长江、大沽口。各国闻风而至，英、法轮船公司和在华洋行，纷纷自行其是地派轮航行于各埠。60年代的10年间，外商在港、沪、津等处设立的轮船公司，主要有：美国的旗昌，英国的会德丰、上海拖驳、大沽驳船、太古洋行，以及英葡合营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国的美最时等等。到70年代，外轮侵入的势头继续扩大和深入。揽载客货和槽运，剥夺大利，帝国曾经兴盛航行于江海的沙宁帆船停业，咸丰年间沙船2000余只，到70年代初只剩400只，因为它们不能与迅速安全和取价较廉的外轮争衡，帝国沿海内河航行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同时原为中国沙船、钓船所得的水脚，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之腰包。更为可怕的就是福州将军文煜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华商依附洋商名下，大清的财税慢慢地流入到洋人的腰包。
“皇上，上海有个叫顾福昌的老头死后，英美驻华使馆却为其降半旗致哀，这是英美国王以及总统死了之后才有的最高礼节，英美大使馆却将这样崇高的礼遇给了这个老头，这个顾老头之前是上海四马路丰盛丝行的老板，1862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南北战争开始之后，国内的投资形势恶化，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了旗昌轮船公司，顾福昌便是大股东之一，那年，旗昌轮船公司在十六铺建造了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是现在上海港规模最大的客运码头，这个码头最早是顾福昌的，后来顾福昌就用这个码头入股了旗昌，这个旗昌有一半的股份是大清的商人持有，现在这个旗昌轮船掌握了大清航运业的半壁江山。”李鸿章义愤填膺，说到动情处，声音提高了一点，“皇上，顾福昌依附洋人固然可恨，降半旗也并非洋鬼子尊重顾福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洋鬼子的一个阴谋，他们是要给大清的商人作样子，吸引更多的商人将钱投给他们，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个肇事的‘亚罗号’轮船真正的船主就是我大清子民。洋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越多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控制我们的航运权就越牢靠，我们的漕帮沙船主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洋鬼子揍我们，他们是整个帝国的仇人，但是连年的战争、多如牛毛的税捐，而洋人跟大清打仗候签订了不少的条约，他们在我们的江河湖海航行只缴纳非常少的关税就可以，这样一来，就拉开了朝廷跟商人的距离，政府的公信力在战争与洋人利益诱惑的双重消磨下，越来越脆弱，这样的后果就是华商依附洋商，我们的税赋越来越少，我们的贸易缺口越来越大，我们的财政越来越困难。”
“李鸿章，你怎么这么罗嗦，究竟有没有解决办法？”同治皇帝越听心里越害怕，按照李鸿章这么一说，大清帝国马上就有亡国的危险，洋人这么猖獗，必须要拿出一个好办法出来。“皇上，你别着急呀，顾福昌依附洋人名下的，我们迟早要收回来的。当然也不是所有依附洋人名下的华商日子都是那么好过，臣调查发现狡猾无奈的列强资本对更多的帝国商人是连蒙带吓唬，最后本利都不给结算，完全一个不认账，受窝囊之气还没有地方说。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帝国商人都像顾福昌那样。”李鸿章又开始给同治皇帝讲上海巨商唐廷枢在轮船上的尴尬遭遇。话说有一次唐廷枢乘洋轮由上海到香港，因避风停航，船上每人每日只供应淡水一磅，大富豪唐廷枢比较抠门，船上发的水节约着喝，海风阵阵，实在是饥渴难忍，唐富豪就到夹板上透风，远远看见不少上来透气的中国人用舌头舔着干涸的嘴唇，唐廷枢转了一圈，顿时火冒三丈，发现栓在船夹板上的羊在咕噜咕噜大口喝水，实在是可气可恨之极，但是当时洋人势大，愤怒与无奈交替刺激着唐廷枢的心脏，唐廷枢在“待人不如羊，殊为可恨”的感叹下，愤而在香港筹股资10万元先租两轮“往来港、沪”。“皇上，我想任何有血腥的中国人，象遭遇唐廷枢这样的情况，就是佛也会发火，民心可用，象唐廷枢这样的富豪也是帝国子民，他们是愿意回到帝国的怀抱的，皇上，宋晋大学士说财政困难没钱，没钱就停造船，那财政依然会没钱，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赚钱呢？更何况造船是可以赚钱，可以将中国的航运权、国之命脉掌握在大清自己的手上的。”李鸿章在给皇帝讲完国际国内形势，讲完了民心向背之后，是该将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的时候了，“皇上，洋人能够吸引华商的钱创办新式轮船，我们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些商人的钱聚拢来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这样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李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