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伦敦好呀，全世界的人都往这儿涌，说是寻找自由。人愈来愈多，自由被抢得直涨价，愈后来的人愈找不着。哈哈常听老古这么唠叨。
哈哈是来伦敦上学，托朋友帮忙租了间便宜房间。除了去大学听课，回到家转来转去都是她一个人。在伦敦没朋友，中国来的人更忙得工蜂似的。哈哈拿着助学金，正好闲得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把伦敦的好处全想没了，甚至忘了她来这儿是干嘛来了。那些想不清的东西就成了一张网，网着她进了课堂，还网着她去和麦克约会，不仅把课程隔在网外，也把麦克隔在网外，把所有想跟她说话的人全隔在网外。
她自我陶醉在网里。书桌对面通向阳台的落地窗，窗户上没有窗帘，每天晚上得拉上那些能折叠的木板挡住窗户。拉它们的时候她必得照着小时候听到的北京老店铺关门时的吆喝声说一句："下板喽——"那些老店铺从前到处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大玻璃窗里站模特儿的时髦商店了。北京刚变的时候，站在街上看那些彩色砖墙和霓虹灯还真挺高兴。那时候住四合院的人全盼着搬到新楼房里去住，等都搬到新楼房里整天在单元里转的时候，才发现缺了地气！坐在地球这头的伦敦，更品出地球那头的北京味儿来。哈哈经常留念六十年代——两分一个糖人儿、五毛钱一大包"萨其马"、红糖造的"核桃酥"、专业擦屁股黄草纸（擦之前得揉揉纸、擦之后得揉揉屁股）、老得抢购才有的妇女卫生纸、小金鱼、蟋蟀、大切糕。"咳——呸！"连卖切糕的老头儿往地上吐痰、用手擤鼻涕再把手往裤子上一抹又去抓切糕的样儿，她都想着带劲。
现在她坐在窗前望街道。街上那些闲了没事的老太太脑门上顶着欧洲古老文明的余光颤颤巍巍在阳光下散步。她又想起小时候那条街：阳光下的革命老太太们都觉得自己比太阳还亮。她们挺胸抬头直眉瞪眼地在街上巡视，惹了她们或她们瞧你不顺眼，你就完了，教训你时还得搭上："别忘了这是首都，是不是？"伦敦的老太太刚要说："别忘了······"儿子们马上就会说："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保守派······"吓得也只剩下在街上和"流氓"们分享阳光的份儿。伦敦人供着古董各行其事，北京人捡起打碎了的古董碎碴子，要不卖、要不砸人玩儿。哈哈又开始乱给生活找定义。
伦敦——北京——古代雕塑——歌剧——家族——周口店——猿人——安娜·卡列尼娜——王宝钏。小时候从老师那儿学来的准则时她衡量所有的东西都费劲儿。因为那个准则老有个"胜负""对错"问题，不是输就是赢，不是东方为王就是西方为贼。曹雪芹是不是非得战胜莎士比亚？李白是不是非得战胜歌德？我的毕业论文是不是非得一鸣惊人？我要是这件事干错了是不是从此没戏了？我是不是得这样？他是不是得那样？他怎么那样呀？我不这样就不行了。
黄哈哈在纸上写满了"对、错"二字。这两字跟了她几十年，无论干什么都被它们盖上公章，生活凭空增加无数是非与烦恼，她用"对错"惩罚自己和别人。
其实她有什么想不开的？"哈哈"这个名字是爸爸给起的，有超脱之意。可爸爸喊了一辈子"难得糊涂"最后还是自杀了，而妈妈在这之前说过"坚定的共产党员绝不自杀"。爸爸用行动把那个准则给取消了，她豁出去不当那个"坚定"，同时把妈妈及哈哈连她自己都豁出去了。哈哈一心要乐观，以不辜负"哈哈"这个大名及小时算命先生说的"天庭饱满地河方圆""大富大贵"的天命。她一边"哈哈"着，一边在纸上写"对错"。
"妈呀，可不得了啦，这孩子们全造反啦！"大表姑挥着炒勺说。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绝不是瞎编出来的数字，那时候全世界发生的事都不是胡说八道闹着玩的。如果地球真像老师说的是个会转的圆圈儿，那早晨发生在我们这儿的事晚上肯定会发生在美国。不信你看，我们这儿所有的报纸都宣布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晚上打开电视一瞧，美国人在大街上示威游行已经开始"革命"了！我们说"领袖的话句句是战鼓"，电视里的非洲人就跟着鼓点喊"万岁！"，虽然那可能是演员装的。但是那些抢购"著作"的外国人横不能也是装的吧？据说全世界的人都人手一册"语录"了，就是那个每天在公用水龙头下刮舌苔的老头嫌它贵，结果他变成了地主。太阳早晨晒地球这半边儿，晚上晒地球那半边儿，让哪儿红哪儿就得红，你能拒绝太阳吗？当伟大领袖接见我哥他们那些穿军装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时，估摸着全世界的人都疯了。听说连英国学生都留长头发骂街了，但他们全没搞对，他们应该打听清楚再"革命"，因为我们这儿长头发高跟鞋与猫狗兔子同算阶级敌人，谁敢留长发除非他敢割自己的喉管自杀。外国人搞不清楚"大方向"，这可能是太阳的照射度有问题。地球不像地球仪那么好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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