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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何主任接到了陈副院长的电话之后，他又接到了安然又一次打过来的电话。何主任看了看电话号码，他反应了过来，那是安然打给他的。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安然的电话。
“你是安总？”
“何主任，你现在在哪里？我刚才交待给你的工作，你没听明白吗？”显然，安然在电话那边的态度是很严肃的。
何主任停顿了一下，然后，十分冷静地说到，“我听明白了，可金总又安排我干别的了，我究竟听谁的，是应该听一把手的，还是听二把手的？”
何主任不愠不火的话，有点激怒了电话那边的安然。不过，安然也是在那里强抑制着自己的情绪，“金总现在安排你干什么呢？现在的工地上来自家属的压力越来越大，平时的接待工作就是你办公室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难道你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吗？”
“我，我，我……”
安然在电话的那边根本就没有再听何主任说什么，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并没有让何主任多么地难堪，因为何主任和安然的通话没有别人知道。可这个电话和安然在电话中对他的态度，还是让他感觉到了一种不自在和一种从来就没有因为安然对他的态度如何而引发的不安。
何主任在考虑了几分钟之后，还是做出了他固有选择，他准备去医院。
其实，何主任认识陈副院长也并是他自己的功劳，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陈副院长最先认识的还是他们的胡总，当时，胡总还不是这个单位的老总呢。那时候，胡总还是《妇女指南》的总编辑，他经常和记者们去医院采访，一来生，二来熟，就认识了陈副院长。他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好，那是因为胡总手里有着说谁好谁就会红的那一种权力，而陈副院长也能够给胡总的亲朋好友提供更多的就医甚至治病不要钱的机会，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得到了巩固。
陈副院长有个同学是搞历史研究的，他用了几年的心血写了一本书叫作《从出土祭祀品看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可拿着这本学术性太强的书，楞是没有办法出版，他没有那么多钱。在一次闲聊当中，陈副院长的这位同学就说起了这事，真还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当陈副院长把他的同学想出那本书，经济上却有困难的事说出来之后，胡总一下子就明白了陈副院长要说的后半句话，他就没等他说完就问到，“需要几万？”
“那要看出多少册了，出的越少，要的钱就越多。”
“那玩艺，出多了谁看？我还不知道嘛，就是为了评个职称而已，说吧，得多少？那得四五万元。他本人也知道，这些钱也不能都让别人出，他自己准备了点儿。”
“你拿的多，他就少拿点儿，你拿的少，他就多拿点儿，就这么回事。”
胡总又说了话，“那就这样吧，我给拿三万。你看行吧？”
“那当然，他感谢还来不及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几天，陈副院长告诉了他的那位同学，很快那位同学就来了。他自己到了编辑部找到了胡总，胡总倒是很热情地接待了人家，还一点儿也没有食言。当把那三万元现金交给人家的时候，提了一个在胡总看来实在是太小太小的要求，那就是让人家把自己的名字也给属上。那人当时犹豫了一下，仅仅是几十秒钟的时间，也就答应了。
那人一答应之后，胡总甚是高兴，就接着说到，“这样吧，你太忙了，对这一行也不熟悉，出版社是我们的同行，既然定了，那就不麻烦你了，你把书稿拿过来，我全权给你办了，你就等着看书吧。”
那人一听，这胡总可真够爽的，当即就答应了。没过几天，那书稿就到了胡总的手里。
这件事按理说，到这里也就应该算完了，可还远没有完，那书在出版社审查的时间也长了点儿，等着就要交付印刷的时候，那人离开了他从事多年的领域，下海经商了。这消息没过几天就让胡总知道了，他马上去找到了人家，说什么就是要把这属名权全部改成自己的。人家不同意，他就反复地说什么你已经不干这行了，出了这本书也没什么用，还得花不少钱。这钱对于你来说还挺重要，干脆你就全部让出来，钱也不用你拿了就算了。人家问胡总，那你要这和你的专业一点儿不搭界的书有什么用？胡总回答人家说，“我是在新闻单位工作，评高职得有著述，至于什么著述，那不是太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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