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二龙的枪口，虽然低下了一点，但是并未放松，因为他多少从那革命行动里，看出了一点做戏的味道。他喝了一声：“ 王纬宇——”
这位革命家停止了那狂热的动作，回过身来。
“你搞什么名堂？”声音是严厉的，决不客气的。
“我要向他们宣布，决不能再跟他们走一条道，看见没有，我刨了这座坟，就是叫他们死了那念头，也是我向党表的决心，我要坚决革命到底，我要永远跟党走！”
“算了！”他止住了王纬宇那高声地念台词式的表白。“ 别说得那么好听，你和公鸭嗓怎么串通？怎么约好？怎么打算搞垮支队的？”
“谁？”
“你们府上的管账先生！”
他吼了起来：“ 是他找我来的，我把他交给你处理，是你给他放了的，现在倒转来赖上我。好吧，你相信他的话，倒不相信一个坚决革命的，连牺牲都在所不惜的人。来吧，把你的枪冲着我这儿，开枪吧！”王纬宇将那汗涔涔的脑门，紧紧凑到于二龙的枪口前头，声音变低了，调门显得那么柔和，似乎在劝诱和恳求着于二龙说：“开枪吧！请开枪吧！……”
于二龙把手枪放了下来。
紧接着，王纬宇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变戏法似的摊在游击队长的面前：“你如果不枪毙我，那你就收下这份血书吧！”
“什么？”
“血写的入党申请书。”
天哪！于二龙无论如何也弄不懂，这个站在他老子棺材上的王纬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阴沉沉的坟山柏树林外的黑夜一样，任凭你眼睛瞪得再大，也休想看透。
三十多年过去了，于而龙不禁琢磨，任何一次姑息，一次容让，都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因此，他对走回来的江海说：“ 账最好早早结清，否则，拖久了，贷方会变成借方。”
“说得很正确，革命成了反革命！”
横竖也找不到出路的江海，打开话匣子，坚决要给他讲点什么，也不管于而龙摆手拒绝，因为除了芦花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但江海有他的固执，他偏要讲不可了。
“……你不会忘了三王庄那棵银杏树吧？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时间嘛，哦，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好吧，你现在有耐性听下去了。
“那一年，我去省里开会，会后，因为我那点病，年轻时盐粉吸多了，谁知在肺里长了个啥玩艺？结核不像结核，肿瘤不像肿瘤，省委便让我彻底查一查，住了院。
“大概过了不久，石湖的波浪受到那阵强台风的影响，一浪高似一浪。突然有那么一天，来了几个胳膊戴着红箍的年轻人，为首的是一个姑娘，要押解我回到地区去。押解，你听见没有？一下子成了囚犯，真是比黑暗的中世纪都不如，那时至少还有个宗教裁判所；现在，好，什么时候变为罪人，连自己也不晓得。
“当时，我很想给那姑娘一记耳光，但是举起手来，又放下了，倒不是我软弱，不敢打人；也不是我性格变得驯良，对女性讲究礼貌。不，我把她认出来了，她是主动要求从省会回到县里工作来的，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有着共同的语言，因为她特地来地委向我呼吁过保护石湖资源。他们那几个青年，气势汹汹，好像我们革了一辈子命，革出天大的错，他们吃了十几年安生饭，倒吃出功劳来了。看那一个个的神态，至少是半癫狂的神经质人物，惟独那个姑娘还比较清醒，她臂膀没缠尺来宽的红箍，也不炫耀胸脯上碗口大的红牌牌，而是客客气气地问：‘还认识我吗，江书记？’“‘好像见过一面。’
“‘不错。’
“‘在保护鱼类生存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说是同志。’
“‘噢！对不起，现在和你谈不到同志二字，请吧，收拾收拾，跟我们回去。’
“‘你们没看见吗？我在住院。’
“‘用不着你提醒，我们知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等我出院再谈——’
“她瞪起双眼，露出石湖姑娘的野性，声严色厉地警告：‘我们是来勒令你回去低头认罪的，医院不可能是你的防空洞。’哦，她以为我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笑着对她的同伴说：‘ 看见了吧，大人物的内心更空虚，更胆怯。’说实在的，我有生以来，还不曾这样被人当面奚落过呢！”
于而龙不感兴趣地问：“ 江海，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也许你说的那位保护鱼类的姑娘，我倒见过一面。”
“哦？”他多少有点惊讶地说：“ 见过她了？那好，马上转入正题。于是我被她押解着，由省里到了地区，然后，又由地区到了石湖。很荣幸，在作为阶下囚的航行途程中，会晤到一位老朋友，你猜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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