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奇怪，爸爸，挨过鞭子的奴隶，手里有了鞭子，照样要抽人的。”于菱重复刚刚离去的那位工程师的警句。
路大姐说：“细想也够悲哀的。”
“走吧，抬到车上去，让真正的评判员，人民群众去鉴定吧！”
部队同志倡议着，大家都帮着把那幅油画，装到卡车上去，面壁了多年的老兵，在初春的阳光里，依然是那样神采焕发。
路大姐在书房里凭窗看着，几个年轻人充满生气的笑声，特别是两个姑娘银铃似的花腔女高音，袅绕在部大院里，使这位失去儿子，然而疼爱青年的老大姐笑了。他们多么像画幅上那些细细的白杨树，笔直地向上长着，很快就会成材了。可是，斜对面那栋楼上，也许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影响到编辑的文思，只见夏岚把原来敞开的窗户，砰地关了起来。但是路大姐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情这位编辑：“这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应该做母亲年龄的女人，还是膝前空空，肯定是有点凄凉的。”其实，夏岚却站在百叶窗后，端详着画面上的老指挥员，咬着牙狠毒地说：“ 算你走运，老东西！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保险不拿笔，而拿刀！”
那幅油画在卡车上怎么也垫不平稳，于菱找了块砖头，他姐姐嫌硬；柳娟寻了片木板，画家又嫌脏，还是陈剀有办法：“ 我上楼给你扔下几本精装书来，又软又硬，富有弹性。”一切都是这样凑巧，第一本书扔下去了，第二本书又扔下去了，第三本书正要扔，楼下于莲嚷着：“够啦够啦，稳当了！”于是，就把这本书放在窗前，正好在路大姐的面前。那是一部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狗屁不懂的暴发户抄家时不认识外文，错当做技术书籍给疏忽了，其实那个汤姆和爱德华倒是有点阶级调和论的嫌疑。路大姐顺手拿过来翻看，要不是其中夹着的一张放大照片，她绝对不会毫无分寸地拆看和照片放在一起的信。事情往往怪就怪在这里，倘若照片放得小一点，或者信封稍大些，那该像芦花牺牲时，开黑枪的第三者一样，是个永远的秘密了。然而夹在《王子与贫儿》中的这封信，倒使王子成了贫儿，或者贫儿成了王子。虽然陈剀还是陈剀，并没有丝毫变化。
照片上起伏的矮矮丘陵，沿着丘陵蜿蜒的曲折山路，以及山路上的那座颓败的歇脚凉亭，一下子，把路大姐的魂灵给勾住了。谁照的呢？照它有什么用呢？既无人物，又无景致，更谈不上名胜古迹。路大姐做过几天公安工作，倒觉得很像一张以供查证的现场照片。如果她记忆力不错的话，照片照的地方，正是她解放后两次去寻找小儿子下落的刀豆山。
她顾不得一切地打开这封没有封口的信，老花镜也来不及戴了，越往下看，两手颤抖得越厉害，而且，字都一个个跳动起来，她的心像悬在一根灯心草上，在激烈的摆动，随时有断的可能。果然，当她看到“咖啡色毛衣”几个字样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往后一仰，跌倒在窗旁的电视柜上，碰翻了养着热带鱼的玻璃箱，那种叫做“黑玛丽”的小鱼，在地板上乱蹦着。
“怎么啦？路妈妈！”陈剀连忙回身抱住，也许真是血统的呼声吧？——于而龙想起叶珊才说过的话，只听那位非被赶走不可的书呆子，大声地向楼下喊叫，至少整个部大院以为出了什么事，那位女编辑重新拉开百叶窗，幸灾乐祸地瞧热闹。
等到在医院急救室里苏醒过来，路大姐便追问那封信的下落，真是巧，那封廖师母临终前写的信，已经被鱼缸打翻在地板上的水泡湿，勤快的舞蹈演员收拾屋子的时候，把它团成一团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要是早一年，于莲对这位弟媳无意中的过失决不会原谅的，现在她拿这位纯净无邪的天使怎么办？只好哭笑不得地说：“ 只有你干得出来，我的宝贝！”
“我去给你找，姐姐——”于菱弄不懂他姐姐干嘛着急？更不明白路妈妈会对一封与她无关的信，发生兴趣？只好穿上靴子，在垃圾箱里寻找，总算上帝慈悲，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了那个纸团。
“是吗？”
柳娟点点头，但并不觉得做错了事。
一直等待着的路大姐，连忙把它装在塑料袋里，去求她的老同事，运用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侦破手段，想办法在已成纸浆的一团里，将廖师母的遗信复原出来，赶紧坐着“将军”的“红旗”车走了。
大家都莫名其妙，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高度的警惕，那根紧绷着的弦，马上猜测到和早晨刚走的廖工程师有什么联系，是不是那个老人有什么严重的叛国罪行？……那时，他还在波音飞机上，进行着最后一刻的激烈思想斗争，想不到又被人冤枉了一阵，而且还基本上是自己人呢！唉……没多久，路大姐匆匆回来，一定要在廖总留下来的廖廖无几的衣物里，寻找一件咖啡色旧毛衣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万幸万幸，总算不是什么图纸之类的东西丢失了，因为国产电影艺术家老是这样教导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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