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为赵亮的不幸惨死，找政府来了，老泪纵横地对大家说：“烈士的头颅还在城门上挂着，不能收殓，不能掩埋，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心安哪？想办法，各位，别坐在这里发愣啦！”
大伙儿拿不出个准主意。
老夫子急了：“你们还指望着唇枪舌剑，说得鬼子汉奸发善心吗？”
在场的王纬宇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因为责成他和他哥谈判营救的，便反驳着老人：“ 事情不像你老夫子想得那么容易，你以为是摇笔杆做祭文，坐在那里胡诌几句就行了？”
但是老夫子悼念赵亮的祭文，使许多战士、乡亲，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他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大家能听懂的半文不白的语言写的，连鲁迅说过的，“ 革命岂有被人头挂退”的名言都引用了。他说：“这也是我为赵亮政委，能尽到最大力量的一点心意了。”
王纬宇火了：“听这口气，赵亮同志的牺牲，是我的责任，或者说，是我蓄意谋害他的了。”
“你这个人——”于而龙止住他。
老秀才讲：“我并非那个意思，你也不用朝那些地方想，反正，我早先是寄希望于你和令兄的谈判上。如今，人头还在挂着，大家还等着靠嘴巴去打仗吗？我不晓得你们手里的枪，是做什么用的。哀兵必胜，这是古人早讲过的。”
终于组织了一次突袭，于而龙正面带着部队去夺西门，芦花领人混进县城，负责策应和牵制，才把政委的头颅从城门上抢到手。回来的路上，与沿途警戒的王纬宇碰上头，三支人马一块到了三王庄。船一靠码头，最先看见的，是那位穿得周周正正，虔诚守候着的老先生。哦！大家都明白，只有在最隆重庄严的时刻，老夫子才这样一丝不苟地穿戴的。
王纬宇轻轻哼了一声：“ 又该献出那篇祭文，他的最大心意了。”
于而龙瞪了他一眼：“不要那样看人。”
他撇撇嘴：“说说空话再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王纬宇绝对料想不到，亲手接过赵亮遗骸的老秀才，领着人们朝岸上走去，来到三王庄湖滨大街，一口黑漆光亮，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棺材，停放在街心，鲜明地映入了人们的眼里。
王纬宇吃一惊地陡然站住，正是郑老夫子的心爱之物，不知油漆了多少遍的寿材啊！“ 不可能！”他心里想：“ 绝不可能，他哪会舍得？”王纬宇不相信，然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看得真真切切，是那口费了二十年心血，甚至早死的王敬堂都羡慕的柏木十三元棺材，他的脸刷的全白了。即使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一巴掌，也比这种无言的惩罚要轻松些，因为并不是个别人听过他的议论：“要不是那口寿材，用绳子也拴他不住，早到南京或者重庆去了。”
这时候，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人家打开棺材盖，把这位播火者仅有的遗骸，放进去；同时，还把赵亮总裹在薄薄行李卷里的一双布鞋，那是他妻子在红军离开江西苏区时做好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穿，如今，也放在棺材里和他永远在一起了。
也许他妻子在给他这双鞋时，盼望着他能穿着这双鞋回去，也许还在油灯下等待，也许能在梦中相见，但是她的丈夫，从此一步不离地留在石湖了。
“老人家，你——”芦花望着这位令人钦敬的老夫子。
老先生懂得她的意思，他说：“ 应该的，他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人，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合拢了棺盖，他后退一步，向终于回到同志们和乡亲们中间的一位红军战士，深深地鞠了个躬。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纬宇在谈论另外一位老夫子的时候，口气就相当缓和，不再讲得那么绝对，而且尽可能不流露辛辣的嘲弄。于而龙明白，并不是怕抬出棺材来而弄到下不了台，也不是他对飞广州去的廖思源产生什么好感，很清楚，是由于天气的缘故。
现在，王纬宇亟待照料的事情太多了，包括那位总受夫人支配摆布的老徐在内，都需要适应冬天过后，已经来临了的春天气候，虽然寒意未消，但也开始红杏枝头，春风一线，早晚有大地春回、万紫千红的那天，所以，他们都在考虑换季的问题。适者生存嘛！这是达尔文学说的精华，何况他们这些政治上的候鸟呢？更要寻找或者创造最适宜他们生存的条件了。
王纬宇说：“走了，廖总终于走了，可惜！”
于而龙对于最近常来串门的，这位兴致极高，一坐聊个没完的客人，并不太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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