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
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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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
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
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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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
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
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是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据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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