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经常委会委托我来通知你的！段国斌司令和侯玉坤政委亲自给我安顿的，要不我怎能进了这院子的门呢？……你到底是怎个态度？我好给头头们回话！”李维光追问。
马延雄回答说：“你回话去吧。你告诉国斌和玉坤，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小孩！我要对全县的人民群众负责。红总、红反映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也肯定都有一些坏人。不论怎样，两派大多数的群众都是好的。我不能因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任何一方群众受到损害。你用你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要用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也是我的原则，我不准备对任何群众组织表态，我只给党表态。我更不会站在任何群众组织的一边，去反对另外的群众组织；我只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马延雄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然后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苍白脸上，汗珠一串跟着一串滚落下来，滴在了瘦弱的胸脯上。他最后抬起头，对木然呆炕边的李维光说：“就这，你回话去吧！”他闭上眼睛，头无力地歪靠在了被卷上。
“不必回话了！我们都来了！”门外传来一声苍老的话音。
接着，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门外进来了。
这两个人正是红总的段司仅、侯政委。
段司令一进门就开口道：“你们二位的对话我们都听清楚啦！”声音是洪亮而有力的。刚才门外那个苍老的声音显然是侯玉坤发出的了。马延雄睁开看看他们，说：“国斌，玉坤，他们来了……”说完就又喘息起来了。喘息中带着细微的哨音。
李维光先是对这两个人的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随即咧开嘴明显计好地笑了笑，问：“你们两个早就来了？从哪里来的？”
“来处来的！”段司令叱咤风云地回答。他不看李维光，一眼盯着仰靠在被卷上的那张蜡白的脸。这脸安详而平静，但也坚颜而神秘！段司令紧闭着嘴巴，眼光顽固地看着这张脸，像看一件自己急忙看不明白的东西，显得严重而吃力。
段国斌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颗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这个人前不久还仅仅是县电影站在放映员，一年多就出息得成了本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扼杀生命。他有资格制定法令，也有权力废除法令；可以叫原来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变成自己的二等马弁！
侯玉坤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时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忿怒了，一般说话都很绵软。可是，俗话很对：人不可貌相。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风暴的世界；那干瘪的胸膛里经常汹涌着激浪。他是原县委秘书。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正当段司令他们苦于批不下“三反分子”马延雄的“罪行”时，他在县委机关举起了造反旗，把县常委会记录像炮弹一样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造反前线。他并且做工作让县委副书记李维光“杀”出了县常委会，向红总表态亮了相。他还很快帮助段司令把分散的同派观点的人统一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社会的大动荡既产生帅才，同时也就产生谋士。如果说段国斌是一把锋利的刀，侯玉坤就是使这把刀的强有力的手。
红总“解放”马延雄这“战略性”举动，就是侯玉坤谋划的。他在那两天两夜争呼和浩特的常委会上反复地说服“鹰派”，咱造反派如今夺了党组织的权，就成了执政党哩！能闹着玩吗？执政党要执政，就要争取民心哩！这道理国民党都解开哩，咱革命造反派倒成了些糊脑松？明说哩，马延雄农民拥护嘛！咱就把他往出抬！争取民心，压垮黑指，咱们掌权，此乃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等咱的政权稳了，再把他扔掉还不行吗？“鹰派”们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一致同意了他的方案。会一结束，他就把李维光打发来。李维光一走，他又把段国斌拉来站在囚室门外，听里边李维光和马延雄的谈话……
此刻，他背靠着窗台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把烟郑慢慢对地到嘴唇缝上，悠然地吸进去，又悠然地吐出来；然后脖子略微向前一伸，把吐出来的烟重新又吞进嘴里。最后，才通过两道鼻子慢慢地飘散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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