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强见无法劝阻他哥，就赌气说：“我管不了你！不过，我看你怎么住进去呀！除非你把门砸了！”
金富轻松地笑了笑，说：“我什么也不砸就过去了！不信你现在就看！”
金富说罢此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惊人的开锁技巧：他随手拾起一根硬柴棍，走前去在锁眼里一捅，“将军”立刻下了“马”。转眼间，王彩娥的两扇门就大敞开了……这一天以后，双水村的人才明白了金富靠什么“本事”在外面弄了那么多的钱财。许多庄稼人羞愧地撤回了自己女儿的媒约，再也不住金家湾前村头跑了。
金富住进他三妈窑洞的当天，和彩娥家沾亲的村民刘玉升，象那年“麻糊事件”一样，及时到石圪节去报了信。这次王彩娥没有动用娘家的人马，而拿着公社主任徐治功给双水村大队党支部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回到了村子。她先把公社的信交给田福堂，然后去金家湾那里，双脚跳起，把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金家的其他人明知理亏，谁也没敢出来应骂。只有金富扑着要出来扯他三妈的嘴，结果被金俊文夫妻硬把这个烈子拦挡住了。
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富立刻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
于是，住了一夜的金富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子，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咯吧”一声就重新锁住了。
过了几天，金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一九八○年。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
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
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
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估价。
富有戏剧性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势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气魄。
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门还是没能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交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过罢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怎干就怎干！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
“去他妈的，乱吧！”田福堂在心里说。他甚至有一种快感。
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里开始了。
二队的人成份复杂，加之去年夏收后没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痒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下可不能再落到了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把承包责任制弄得象土改时分地主的财物一样，完全失去了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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