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９〕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１１〕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１２〕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迅。
〔２〕Ｎｏｒｄａｕ诺尔道（１８４９—１９２３），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作家。著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
〔３〕“国民之敌”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铎曼一类人。斯铎曼是一个热心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温泉浴场医官。有一次他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大量传染病菌，建议把这个浴场加以改建。但市政当局和市民因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极力加以反对，最后把他革职，宣布他为“国民公敌”。
〔４〕ｍｏｂ英语：乌合之众。
〔５〕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字孝达，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大官僚，洋务派首领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见他所著《劝学篇·设学》：“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又在该书《会通》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６〕这里的“思想昏乱”“是我们民族所造成的”等话，是针对《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任鸿隽（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议论而发的，该信中有“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误）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等语。按任鸿隽，四川巴县人，科学家。这里所引的话，是他为了反对当时钱玄同等关于要废孔学、灭道教，驱除一般人幼稚、野蛮、顽固思想，必先废灭汉字的论点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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