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试举一例罢，——他们说——汉人死了入殓的时候，都将辫子盘在顶上，像明朝制度，这叫做“生降死不降”〔２〕！生降死不降，多少悲惨而且值得同情呵。
然而近几年来，我的迷信却破裂起来了。我看见许多讣文上的人，大抵是既未殉难，也非遗民，和清朝毫不相干的；或者倒反食过民国的“禄”。而他们一死，不是“清封朝议大夫”，便是“清封恭人”〔３〕，都到阴间三跪九叩的上朝去了。
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话。我想：别的都是诳，只是汉人有一种“生降死不降”的怪脾气，却是真的。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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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北京《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２〕“生降死不降”这是清末宣传反清时的一种说法，如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五年十月）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说：“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３〕朝议大夫原为清朝从四品文官的封号。恭人，原为四品官员夫人的封号。
——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２〕郑孝胥先生讲王道；〔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４〕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越山。
“天生蛮性”，林语堂的话。一九三四年夏，他因反对“大众语”而受到批评后，在给曹聚仁和陈子展的信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见一九三五年三月《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所引）他还有《人间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中，吹捧辜鸿铭的“蛮子骨气”，说“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２〕辜鸿铭（１８５６—１９２８）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回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贯尊孔复古，反对革新。他曾在所著《春秋大义》（即《中国人之精神》）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３〕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唆使溥仪赴东北；次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４〕林语堂先生谈性灵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上，鼓吹“性灵派文学”，认为“性灵就是自我”，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五期《有不为斋随笔·论文》）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２〕于是很有一些人便争以“有不为”名斋〔３〕，以孔子之徒自居，以“狷者”自命。
但敢问——
“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
“狂者”的界说没有“狷者”的含糊，所以以“进取”名斋者，至今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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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不得中行而与之”等语，见《论语·子路》。〔３〕清代傅九渊、李翰华、光律元等，都曾用“有不为”作自己的书斋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林语堂在《论语》和《人间世》上以《有不为斋随笔》为总题发表过文章。
中国的新文学，自始至今，所经历的年月不算长。初时，也像巴尔干各国一样，大抵是由创作者和翻译者来扮演文学革新运动战斗者的角色，直到今天，才稍有区别。但由此而增长了一部分所谓作者的马虎从事。从这点看来，是颇为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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