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１０〕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３〕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５〕“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６〕“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７〕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８〕鲍罗廷（Ｍ．Ｍ．FGHGIJ，１８８４—１９５１）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９〕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１０〕“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２〕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３〕，做了第一种。李自成〔４〕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５〕氏之先，原是轩辕〔６〕黄帝第几子之苗裔，遯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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