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
〔1〕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3〕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Lunacharsky卢那察尔斯基。
〔5〕律师保鏕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
〔6〕“老而不死”语见《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杜荃（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载《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鲁迅主张“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恶魔》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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