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柏梁台《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二年（前115）“春，起柏梁台”。颜师古注：“《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柏梁台诗》收入《古文苑》，有序云：“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座。”柏梁台联诗后人疑为伪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考证甚详：“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参加联句者的某些官名，如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皆太初以后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
“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
〔25〕褚少孙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从王式学《鲁诗》，为博士，见《汉书·王式传》。《史记·滑稽列传》叙淳于髠、优孟、优旃三人事，其后有褚少孙补文云：“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所补者为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髠、王先生、西门豹六人事迹。
此处引文即出自褚少孙补作。
〔26〕苏李别诗指苏武、李陵的赠答诗，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卷十八、《古文苑》卷四。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见《文选·杂诗》。刘勰、苏轼、顾炎武、梁启超等均认为是后人拟作。
〔27〕元始应作“始元”，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始元六年为公元前八十一年。
〔28〕书问即《李陵答苏武书》，见《文选》卷四十一及《艺文类聚》卷三十，内容是为他的投降作辩护。后人疑是六朝人伪作。刘知几《史通·杂说》：“《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苏轼《答刘淝书》：
“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艺文类聚》，唐欧阳询奉命编纂的类书，一百卷，引录古籍达一千四百余种。
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1〕，文莫若司马迁〔2〕，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既学，慕蔺相如〔3〕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4〕事景帝。帝不好辞赋，时梁孝王来朝，游说之士邹阳枚乘严忌等皆从，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游梁，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作《子虚赋》。武帝立，读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帝〔5〕，因言是其邑人司马相如作，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帝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其文具存《史记》及《汉书》本传中；《文选》则以后半为《上林赋》，或召问后之所续欤？
相如既奏赋，武帝大悦，以为郎；数岁，作《喻巴蜀檄》〔6〕，旋拜中郎将，赴蜀，通西南夷，以蜀父老多言此事无益，大臣亦以为然，乃作《难蜀父老》文。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遂失官，岁余，复召为郎。然常闲居，不慕官爵，亦往往托辞讽谏，于游猎信谗之事，皆有微辞〔7〕。拜孝文园令。武帝既以《子虚赋》为善，相如察其好神仙，乃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8〕，未就；请具而奏之。”意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惟彼大人，居于中州，悲世迫隘，于是轻举，乘虚无，超无友，亦忘天地，而乃独存也。中有云：
“……屯余车而万乘兮，粹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輵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纷挐兮，滂濞泱轧丽以林离。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曼衍流烂痑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掘礨崴魁。……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覩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俱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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