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矿路学堂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１０）东京的豫备学校指东京弘文学院，创办于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的学校。（１１）日本的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１２）俄日战争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小计画指和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和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等事。参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说集〉序》等。（１４）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１５）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赴教育部任职，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被委任为第一科科长。（１６）指收入本书的《斯巴达之魂》、《说鈤》和收入《坟》中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１７）本自传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本文加注后重收入《集外集(25)拾遗补编》。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２）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３）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４）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５）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６），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７），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８）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
（２）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氏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并发表宣言不承认她为校长。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整顿学风”，助长了杨的气焰，五月七日，杨以校长身份强行主持纪念国耻讲演会，遭到学生反对，九日，她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八月一日复带领武装警察到校，强令解散国文系三年级等四班，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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