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
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2），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4）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5）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
“司”当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7），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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