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２）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发出“训令”，改定一九三五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
（３）江北人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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