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八岁那年，我开始给他讲政治原理。他很爱听，而且记住了许多政治学的名词。可惜，不久他就病了。可是我决没想到他会一病不起。以前他也害过病，我总是一方面给他药吃，一方面继续教他工作。小孩子是娇惯不得的，有点小病就马上将就他，放纵他，他会吃惯了甜头而动不动的就装病玩。我不上这个当。病了也要工作，他自然晓得装着玩是没好处的。这回他的病确是不轻，我停止了他的工作，可是还用历史与革命理论代替故事给他解闷，药也吃了不少。谁知道他就这么死了呢！到现在想起来，我大概是疏忽了他的牙齿。他的牙还没都换完，容或在槽牙那边儿有了什么大毛病，而我只顾了给他药吃，忘了细细检查他的牙。不然的话，我想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死，所以当他呼吸停止了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那能是真事！我的爱弥耳！
我没工夫细说他的一切；想到他的死，我也不愿再说了！我一点不怀疑我的教育原理与方法，不过我到底不能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的弱点！可是爱弥耳那孩子也是太可爱了！这点伤心可不就是灰心，我到底因爱弥耳而得了许多经验，我应当高高兴兴的继续我的研究与试验；我确信我能在第二个爱弥耳身上完成我的伟大计划。
载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第七卷第一号
戴水晶墨镜的那个，我看出来，是尤二爷。
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可不是一块儿来的。尤二爷和那个胡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爷的脸真白。他知道自己的脸白，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摘下墨镜向镜子里扫一眼。他不是唱花旦的——他不会唱花旦的那种特别的笑法——可是有点儿象。他们都穿着丝袜子，虽然那个胡子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尤二爷看看吗，也就是三十四五的样儿。
裕兴池的伙计跟他们很熟：他俩的姓、住址、电话号码、吸什么牌的烟，龙井还是香片，他们都知道。他俩一进来，伙计好象忽然多出来几个；一向我不晓得裕兴池有这么多干活的。拿烟的拿烟，沏茶的沏茶，递手巾把的就是两个，打电话的打电话。他俩知道这些伙计小名儿，伙计也欢迎他们这样叫着。
烟茶来齐，电话还叫着，尤二爷把墨镜摘了放在桌上。叼着极细极长的烟嘴，话随着烟从嘴角钻出来：“五哥，我不在乎那几个钱；输了赢了的还算回事？！不在乎钱；牌品，我说的是牌品！早知道有他，我就不耍！”
五哥——那个胡子——已把丝袜子脱了，串着指缝：“没什么，赶明儿再凑一局，还约上他，圆过这个场；这么搁着也不象是回事，也没什么。”
“咱不在乎那几块子钱；哎，子元！”
子元进来了，穿着洋服，四十来岁，胖胖的，鼻子上满是笑纹；立好了向五哥和尤二爷鞠躬：“晚来一步！都有茶了？”
五哥赶紧停止串脚缝，用“原来当”的手递烟，子元双手去接：“啛，啛，”鼻子上的笑纹过了眼睛，上了脑门。“子元哥，”尤二爷拍着自己的木床，“这儿！昨天的那个碴儿……”
“就是。”
“我不在乎那点钱，讲的是牌品。”
“就是。”
“子元，”五哥串了下儿满意的，偷偷闻了闻：“得给他们圆上这个碴儿，老这么搁着也不象回事儿。”
“就是，五哥，那谁——”
“六条的电话叫来没有，小四儿？”五哥问。
“那谁——”
“叫不通。”
“先叫马科长那里！”
“那谁——”子元忘了下句，“可不是。”
“不在乎，”
“子元，”
尤二爷和五哥说到了一块。尤二爷嚷了：“五哥？”
“我刚要说这个，赶明儿咱们得圆上这个碴儿，别。”“五爷，电话！”
“马，马！”五哥忙着喝了口茶，忙着把烟头扔在地上，忙着又点上一支，一手提着裤衩，忙着慢慢的走了。“子元哥，常玩，还能在乎几块子钱？你昨天没加入，可是总该看见了：他那是怎么打呢？！我告诉你，子元哥，气得我一夜没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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