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天赐传》是三月二十三日动笔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写成两万多字。三个多月的工夫只写了这么点点,原因是在学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没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着写。在我的经验里,我觉得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再写十来个字,碰巧了隔一个星期再写十来个字,是最要命的事。这是向诗神伸手乞要小钱,不是创作。
七月四日以后,写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万多字。忽然快起来,因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号,我的日记上记着:
“《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天气是那么热,心里还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到这一年我得到了辞职的机会。六月二十九日我下了决心,就不再管学校里的事。不久,朋友们知道了我这点决定,信来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劝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写作为业。在别处教书的朋友呢,劝我还是多少教点书,并且热心的给介绍事。我心中有点乱,乱就不痛快。辞事容易找事难,机会似乎不可都错过了。另一方面呢,且硬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倒也合脾味。生活,创作,二者在心中大战三百几十回合。寸心已成战场,可还要假装没事似的写《牛天赐传》,动中有静,好不容易。结果,我拒绝了好几位朋友的善意,决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动了身。在动身以前,必须写完《牛天赐传》,不然心中就老存着块病。这又是非快写不可的促动力。
热,乱,慌,是我写《牛天赐传》时生活情形的最合适的三个形容字。这三个字似乎都与创作时所需要的条件不大相合。“牛天赐”产生的时候不对,八字根本不够格局!
此外,还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个是文字上的限制。它是《论语》半月刊的特约长篇,所以必须幽默一些。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诃德先生传》等名著译成中文也并没招出什么“打倒”来。我的困难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顾到故事的连续,又须处处轻松招笑。为达到此目的,我只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说,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
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书中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许信其自然的发展。设若一段之中我只详细的描写一个景或一个人,无疑的便会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处处有些玩艺。因此,一期一期的读,它倒也怪热闹;及至把全书一气读完,它可就显出紧促慌乱,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书中的主人公——按老话儿说,应当叫作“书胆”——是个小孩儿。一点点的小孩儿没有什么思想,意志,与行为。这样的英雄全仗着别人来捧场,所以在最前的几章里我几乎有点和个小孩子开玩笑的嫌疑了。其实呢,我对小孩子是非常感觉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谁够个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于对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爱。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受压迫的人,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替他们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怜,不但是无衣无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马褂帽头像小老头的也可怜。牛天赐是属于后者的,因为我要写得幽默,就不能拿个顶穷苦的孩子作书胆——那样便成了悲剧。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么写一定会有危险的——幽默一放手便会成为瞎胡闹与开玩笑。于此,我至今还觉得怪对不起牛天赐的!
①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职的时候未写长篇作品,但短篇小说、散文、生活创作回忆、杂文等收获却很丰富,只是在自传性文字的写作上不如在济南时多。
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那时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
第二步棋很好决定,还得去教书。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来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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