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着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
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
“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宾怕他冻着，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
他确实感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口为生的。他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着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
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着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着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钟鼓楼(141)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141)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候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1982年12月12日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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