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儿便随荀大妈到了外屋。原来荀大妈已经在屋当中拉了个挺像样的布帘儿，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长沙发正好隔在外间，长沙发已被打开成了一张宽大的床，并且已经铺好了单子，搁上了枕头和被褥。荀大妈把杏儿引到沙发跟前，对她说：“杏儿，你睡一觉吧。睡醒了，咱们晚上包饺子吃——你大爷现在胸不疼了，正养神呢，他说晚上吃饺子，咱们今天吃一整天的家乡饭！”
杏儿躺下了。沙发床太软，她觉得不舒坦。荀大妈在枕巾上洒了花露水，她闻着也不习惯。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进京的兴奋感突然消失了。她发痴地想念起娘和枣儿来。娘这时候在干啥呢？枣儿的鹌鹑没犯病吧？枣儿啊，你可别忘了给娘沏蜂蜜水儿喝，你可得提防红玉的纠缠……
本书的一个大主角——四合院。
北京还有多少个大体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个部门掌握着精确的数字。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渊潭栖落过几只白天鹅，其中一只被路过的青年工人用汽枪击毙，曾引起过公众的广泛激愤。其实，国内野生天鹅的数字，大大高于明清以来建成的四合院的数字，但直到目前，对于粗暴地对待四合院的行为——毫不吝惜地加以阉割、毁损乃至拆除，除了少数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外，人们似乎大都心平气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从改造北京城的总体趋向上看，拆毁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尚属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还应当尽可能恢复其原来的面貌。如果能选择一些居民区，不仅保护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护好相应的街道、胡同，使其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保留区”，则我们那文化素养很高的后人，一定会无限感激我们这一代北京人的。
公元1982年12月12日，其中薛家正举行婚礼的这个位于北京钟鼓楼(70)附近的小院，便是一个虽经一定程度毁损，有所变形，然而仍堪称典型的一个四合院。
所谓四合院，顾名思义，就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的院落。没有到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顾名思义之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院落有什么稀奇呢？岂不单调、寡味？
其实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颇富于变化，在严谨寡淡之中又蕴含着丰富多彩。
即以我们已经迈入并且初步熟悉了的这个院落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规的方位。当然，在东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与它相反而对称的格局，为了使院内最深处的正房成为冬暖夏凉的北房，南墙上往往要开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后面必有一个窄长的小院；如果办不到这点，或只好以南房为正房，或将挨着院门的一溜北房作为正房，而改变进门以后的院落格局。总之，在东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总显得比路南的四合院优越。据说当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间的差价，有时会相当惊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离钟鼓楼(70)不远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类地方，则往往采取这样的盖造法：顺着街道胡同的走向设一个大门，进门以后，并不是四合院本身，等于留出一块“转身”的地方，然后再按东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盖出院门朝南的四合院来，这样，里面的房屋便不至于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当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盖的，这种四合院的价值，在当年不消说要等而下之了。
我们已经迈入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那么，四合院的院门绝不会开在正面的当中，它一般都开在其东南角（如果是与其相反而对称的那种四合院，则开在其西北角）。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院门一般都是“悬山”式的高顶，顶脊两边翘出不加雕饰的“鸱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较高，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三至五级的石阶，石阶终端是有着尺把高厚门槛的大门，双开厚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门上都镌刻、漆饰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门联。门上有门钹（类似民族乐器中的钹，故名。钹钮上挂着叶形的金属片，供来客叩击叫门）。门边往往有一对小石座，或下方上狮，或整个雕为圆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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