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
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着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①，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夹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着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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