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双方说，祖上又生了气：“说不说，遇上这类败兴事，先得每人罚你们十斗红高粱！”
双方大叫冤屈，祖上马上站起：“你们有理，你们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走了一半又回来，说：
“怨咱没本事，问不下这案儿！咱问不下，可以把人解到县上司法科！”
路村丁一听这话，马上站起，上前就要解人，嘴里说：“对，对，解到县上司法科！”
这下将一对男女镇住，不敢再分辩，低头认罚。
以后又出过几件类似的事。不是张家捉住了孤老，就是李家出现了破鞋。这时村子扩大不少，人多姓杂，就乱来。都来找祖上说理。祖上哪能天天容忍这个？便通过铁皮喇叭传人，召集族长们开会，烙热饼，想根治男女的主意。族长们吃过热饼，却没想出主意。都说：
“日娘这咋整！”
“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
最后还是路村丁想出一个主意，说以后再遇上这类败兴事，除了罚高粱，还可以实行“封井”制度：即对捉住的男女，实行封井，七天之内不准他们上井担水。祖上一听这主意很高兴，说：
“好，好，这主意好，他给咱们做精，咱给他们封井，渴死他们！”
自此以后，村里再捉住男女，除了罚高粱，马上实行封井。路村丁在井旁守着，不许这些人家担水。弄得男女们舒坦一时，唇干舌燥七天，丢人打家伙，十分可怜。还连累了双方家属。果然，自“封井”以后，村里男女规矩许多。
再有一点讨厌的是，村里不断发生盗窃案。不是张家的猪丢了，就是李家的鸡丢了。弄得祖上很心烦。受“封井”制度的启发，祖上又发明了“染头”制度：即在村中所有猎狗头上，按张三李四不同的户头，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召开族长们开会，吃热饼，宣布执行。这下分明了，张三的猪狗是张三的，李四的猪狗是李四的：花花绿绿的猪狗在街上走，果然秩序井然，不易丢。大家对猪狗放心，祖上也很高兴。祖上在街上走，一见到猪狗就说：“看你们再乱！”
在祖上当村长的二十三年中，赖着“封井”和“染头”制度，据说申村秩序还可以。路村丁的洋铁皮喇叭，响的次数越来越少。虽然又用公款添置了一把小钹，除了土匪来了拍一阵，平常都让它闲着。祖上很满意。据说路村丁有些不满意，常跟人说：
“日他娘，又是半月没吃热面饼了！”
祖上再到乡公所开会，伙夫捉住他的手说：“老申，我早说当村长不难，看学会了不是！”
乡长周乡绅还夸过祖上一次，说他会当村长。
这时祖上背着手在村里走，也开始心平气和。大家纷纷点着自己的饭碗说：
“村长，这儿吃罢！”
“村长，我这儿先偏了！”
祖上也心平气和地摆摆手：“吃吧吃吧！”
偶尔村里发生些案子，拍小钹让祖上断案。祖上吃过热饼，坐在案桌后，也稳重大方许多，听陈述时，嘴里不再“咝咝”地吸气，脸也不再涨红：该青青，该白白，就是不红。听后果断判决：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就结束了。
村里逢上红白喜事，都要将祖上请去坐首席。祖上坐了首席，红白喜事才开始。祖上爱吃臭鸡蛋，大家都在席上摆上两个，让祖上吃。弄得村里人腌蛋都抱着瓮子摇，好摇烂两个让它臭，以备不时之用。这成了申村一个风俗。时到如今，村里谁家遇上红白喜事，都得准备两个臭鸡蛋，摆在席上。吃不吃，是个摆设。我每当看到臭鸡蛋，就想起了姥娘家祖上。
民国二十年，祖上死了。享年七十五岁，村长当了二十三年。发丧时，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槐木的；但场面比较隆重。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封过井的、染过猪狗的人家。棺材启动，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祖上一死，没人给他们断案，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觉得像天塌一般，于是伤心。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大家才略略放心。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姥爷脱下孝衣，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村丁就换成了小路。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小路嗓子比他爹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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