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73岁那年过世(母亲则是在84岁那年)，他那曾被我捂出痱子的脊背，自然连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化作了骨灰。父亲不是名人，一生不曾真正发达过，他的坎坷比起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来，也远不足以令人长太息，他的同辈友人，几乎也都谢世，现在能忆念的，也就是我们四个子女(大哥先他而逝)。而我对他的忆念，竟越来越集中在他那脊背因我而炸出的一片痱子上。在人类漫漫的历史中，在无数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世事中，这对我父亲脊背上那片赤红鼓凸的痱子的忆念，是否极卑微、极琐屑，而且过分地私密了?不，我不这样看。在这静静的秋夜里，我回忆起父亲脊背上的那片痱子，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父爱。我们对母爱倾泻的话语实在太多太多，甚至于把话说绝：“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仅有妈妈的爱，人子的心性是绝不能健全的。世界、人类，一定要同时存在着与母爱同样的浓酽的父爱，我指的是那种最本原的父爱，还暂不论及养和教，不论及熏陶和人格影响。
所谓“阴盛阳衰”，是时下人们对我们中国体育竞赛状况常有的叹息，其实，就母爱和父爱的外化状况、揄扬程度、研究探讨，特别是内在的自觉性和力度上，我们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人要提升阳刚度，浓酽其父爱，也应是必修课之一!
我自己现在已年过半百，比背上捂出一片痱子的父亲那时，还老许多。我的儿子，也已经很大，扪心自问，我对儿子，是有那最本原的父爱的。我常常意识到，不管怎么说，他和
我，有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的链环关系——他是我一粒精子同他母亲一粒卵子的共同作品。他的基因里，有我的遗传，我不能不给予他一种特别的感情，并企盼这种感情能够穿越我们生命，穿越世事，并穿越我们的代间冲突(那是一定会有的)，而融铸于使整个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因果之中。
直到这个静静的秋夜，我还没有把父亲脊背上的痱子，讲给儿子听，不讲了，既然写下了这篇文章。儿子现在不读我的文章，虽然他以我写文章而谋生暗暗自豪。儿子说过，不着急，我的书就在书架上，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坐下来，专门读我的书，我希望他会在这本书里发现这篇文章。那时，也许他已经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了，他心里会涌出一股柔情，想到：你看，父亲从爷爷那里得到过，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过，我还要给予我的孩子，那是很朴素很本原的东西，一种天然的情感磁场，而这连环般的连续“磁化”，也便永恒。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母亲的磁场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期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的，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
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你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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