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止一位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还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会读我赠他的两册《揭秘》，并且，我以为更加重要的是――他说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钟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90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待别人。
石破天惊少一门
我在哥大的讲座结束后，邀请方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双主席之一汪班先生作总结发言。汪先生来自台湾，在美国多年，是华美协进社的资深教师，他中、英文都好，能够双语教学，而且对中国的琴棋书画都有研究，在京剧昆曲方面更是通家，能粉墨登场，唱腔做功，可与专业演员媲美。
汪班先生说我的两场四小时演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石破天惊。对这样的评价，我是否应该立即谦辞我自己把这样的赞扬报道出来是否狂妄冷静下来回想，我觉得就那天演讲赢得的反响而言，确实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用北京土话概括，两个字就够：震了!
这当然会引出反对我赴美揭红的那些人士的更大反感和忧虑，这岂不是明摆着我把美国那边的听众误导了吗我只好再次告诉大家，那边的听众没有任何人期待我去引导。对《红楼梦》原有自己看法的人，他或许会通过听我的演讲，去调整他的思路，或许仅仅是觉得多了一种参照；对《红楼梦》原来不甚了解的人，他也不会得出“《红楼梦》就是这样”的结论，他会产生去聆听更多种解析的愿望。而最根本的是，人们听后会产生去找《红楼梦》来读的冲动，而绝不会出现“啊，那就用不着去读原著了”的想法。
总体而言，美国的学术气氛，是特别欢迎个性化的研究，鼓励出新，宽容颠覆的。如果你宣布你的观点“正确”、“稳妥”，是“真理”、“方向”，而且你演讲是要“正导”他们，并且充满对异己“邪说”的批判与“警惕被某人误导”的劝谕，那么，他们去聆听的兴趣一定大减。我去后问邀请方：“是谁向你们推荐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强烈反对你的人。”他们说，本来也不清楚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多少频道，10频道是不对国外的，他们看不到，《百家讲坛》节目更无从知晓，但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引出的“围殴”、“口水战”被广泛报道，特别是境外一些传媒不但报道还对这件事予以评论，他们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个《揭秘》系列。反对者竟气愤到宣布我“不能到电视台去讲”、“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这就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设法找到光盘和书，看了才知道我的研究果然很个性化，而且富于趣味性，觉得很适合他们的讲座。因为他们举办的讲座不是针对学界的，是一种向普通美国人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性周末活动。目的也并不是向美国人宣传“如何正确无误地理解《红楼梦》”，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动的演讲内容，让一般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写了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
“石破天惊”只不过是形容我的演讲角度奇特、内容新颖、表达富于刺激性罢了。我只能用中文演讲，因此那天来听的论身份虽然基本上全是美国籍或绿卡持有者，却满场一片黑发黑眼，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只有寥寥几位，而且其中一个小伙子还中途悄然退场。这就说明，我的“石破天惊”尚缺一门，那就是外语门。如果我能不依赖翻译，自己同时用流利的中文和同样流利的英文把要讲的内容生动呈现，那效果才会是满局的“石破天惊”。华美协进社社长江芷若、副社长贾楠女士都是白人妇女，我写出的是她们为自己取的汉名。她们能说一点中文，但跟我进行深度交谈，就感到困难，也无法阅读我的两本《揭秘》。她们表示，华美协进社亟待开办那样的讲座，就是演讲者在中、英文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能够兼顾母语为中文和母语为英文的两种听众，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介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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