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演讲中说，秦可卿于我来说好比是折扇的扇轴，从她入手，甩开后便可见《红楼梦》全扇。几位鼓励者诗中都引用了此意，实乃知音。
当然，我深知，这些人士，有的是老友，有的是新识，有的尚未谋面，都属于我的“粉丝”，有的更取一特称叫“柳丝”。人做事需要扶持，出成果需要鼓励，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人至少需要三个人帮，国内海外皆有我揭秘《红楼梦》的“柳丝”，是我的福分。但我也知道，恨不得把我“撕成两半”的人士，也大有人在，国内见识过，海外未遇到，却未必没有。对于他们，我要说，难为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强烈的情感来对待我，凡他们抨击里的含有学术价值的那些成分，我都会认真考虑，但凡那些属于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话语，我就只能是付之一笑，我祝他们健康快乐，不要因为对我生气而伤身废事。
赏完那些诗，朝海上望去，只见翻卷的海涛里，冲浪健儿正在灵活而刚强地上下旋跃，就觉得，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永不退缩的弄潮儿!?
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仍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的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已是成果累累，我也涉猎一些。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毋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睐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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